1986年7月，弥留之际的邓稼先突然提出一个愿望，想要再去看一次天安门。轿车即将驶过天安门时，一直沉默不语的邓稼先突然问一旁的妻子: ​“你说，30年以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许鹿希的眼泪“唰”地掉了下来，砸在邓稼先盖着的薄被上。她赶紧别过脸擦泪，手却不敢松开他的手——那双手，曾经能精准计算核裂变的轨迹，能稳稳握住实验仪器，现在却连握拳都费劲，指缝里还留着洗不净的细小茧子，那是常年握笔、拧螺丝磨出来的。 她想起1958年那个夏夜，邓稼先回来时带着一身风尘，从包里掏出个红布包，里面是块给女儿买的水果糖。“组织调我去做个重要项目，”他说得含糊，“可能很久不能回家。”她追问地点，他只说“在西北”；追问多久，他低头抠着糖纸：“不好说，也许十年，也许更久。” 那晚，他把女儿抱在怀里哼了半宿儿歌，天没亮就走了，门框上还留着他按过的手印，沾着点从实验室带回来的滑石粉。 这一走，就是整整八年。第一次探亲，他瘦得脱了形，军装袖口磨破了，裤脚沾着土。女儿躲在门后，怯生生地喊“叔叔”，他愣了愣，从口袋里摸出颗奶糖递过去，声音涩得厉害：“我是爸爸啊。” 那天晚饭，他扒了三大碗米饭，说在戈壁滩吃惯了掺沙子的窝头，家里的白米饭香得“能吞掉舌头”。许鹿希注意到，他夹菜时手会轻微发抖，问起时，他只说是“风刮的”，后来才知道，那是长期在辐射环境下工作落下的毛病。 1979年那次事故，他是瞒着家里去处理的。核弹试验装置意外失控，他推开身边的年轻人，自己冲上去徒手捡拾碎片。同事后来跟许鹿希说，当时他防护服的领口没系紧，脸上溅到了放射性物质，“老邓笑着说‘没事，我皮糙肉厚’，其实回来就吐了血”。 那次之后，他的身体肉眼可见地垮了，头发大把掉，咳嗽从没断过，却还天天往实验室跑，说“还有几个数据没算完”。 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城楼，邓稼先的眼睛亮了些。他忽然轻声说：“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炸响那天，我们在罗布泊的帐篷里，收音机里放着《东方红》，老钱（钱三强）哭了，说‘中国人终于不用再怕别人卡脖子了’。” 他顿了顿，呼吸更急促了，“那天晚上，我望着天上的星星，就想起天安门的灯，想着什么时候能带着你们来看看，看看这安稳的日子。” 许鹿希的心像被揪着疼。这些年，他没给家里寄过一张工作照，没说过一句工作细节，连通信地址都是代号。儿子高考想报物理系，他却劝“学个医学吧，能救死扶伤”；女儿结婚，他唯一的嫁妆是本写满批注的《核物理导论》，扉页上写着“愿你永远活在阳光下”。他把所有的光芒都给了国家的核事业，自己却躲在最暗的角落里，连病痛都瞒着。 “会记得的。”许鹿希握紧他的手，声音带着哭腔，“你看路边那些背着书包的孩子，他们能安安稳稳上学，不用怕别人扔炸弹，就会记得有群人在西北的戈壁上，用命换来了这份安稳。” 邓稼先的嘴角慢慢扬起一点弧度，像个得到答案的孩子。他闭上眼睛前，最后望了一眼天安门上的国徽，轻声说：“那就好，那就好……” 他哪里是怕自己被遗忘？他是怕那些和他一样埋名戈壁的同事——那个在试验中瞎了一只眼的工程师，那个为了保护数据被烧伤的技术员，那个牺牲时才28岁的操作员——他们的名字没被刻进纪念碑，他们的故事没被写进课本，会不会像罗布泊的沙粒一样，风一吹就没了痕迹？ 30年过去，天安门的灯依旧亮着，广场上的孩子换了一代又一代。他们或许不知道邓稼先的名字，但他们知道，中国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不用再看别人脸色；他们知道，深夜里的万家灯火，背后有群人曾把黑夜扛在肩上。 你说，真正的伟大，是被人时时刻刻记在嘴里，还是活在自己守护的那些安稳日子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