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在湘潭一个码头寻找儿子，这时，46军政委走了过来：“我认识您儿子，他现在是解放军的副军长！”

那年的湘潭易家湾码头，江风裹着初秋的凉意，吹皱了湘江水面。

青石板台阶上，搬运工人正喊着号子往解放军的卡车上装粮食，扁担压弯了他们的脊梁，汗珠砸在滚烫的石板上滋滋作响。

人群里有个拄着竹棍的老太太格外扎眼，她头发全白了，像顶着一蓬枯草，补丁摞补丁的褂子被江风吹得晃荡，手里捧着的粗瓷碗缺了个豁口。

杨梅生当时正和政委李中权检查物资清单，钢笔尖在纸上划出沙沙声。

他抬头擦汗时，余光瞥见了那个佝偻的身影，老太太在码头来回转悠，逮着穿军装的就凑上去问话，有战士摇头走开，她就退到墙根底下继续张望。

杨梅生突然觉得喉咙发紧，老人右眉梢那颗褐色的痣，和他记忆里母亲淘米时侧脸的剪影重叠了。

二十二年前那个暴雨夜突然在眼前闪回，十七岁的杨梅生摸黑溜出家门时，母亲纳了一半的鞋底还搁在油灯下。

他记得竹床吱呀一响，母亲翻身的动静让他贴在土墙边屏住了呼吸。

现在老太太碗里半个冷馒头泡在雨水里，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和当年油灯下给他缝褂子的那双手判若两人。

李中权发现副军长盯着个乞丐婆发愣，正要招呼警卫员，杨梅生已经大步冲下台阶。

他作战时被弹片削掉半截的左手小指在微微发抖，当年离家参加赤卫队留下的冻疮疤在脚踝隐隐发烫。

老太太被突然逼近的军官吓得后退，后腰撞上堆麻袋才站稳，杨梅生蹲下来平视着她，湘音混着颤抖从喉咙里挤出来："娘，我是三伢子啊。"

老太太的碗咣当砸在石板上，她枯树枝似的手抓住杨梅生军装前襟，指甲几乎要抠进呢子布料。

有搬运工停下脚步张望，李中权挥手示意警卫员维持秩序，老太太的眼泪冲开脸上沟壑里的尘土，她反复摩挲儿子左眉那道疤，那是第四次反围剿时被弹片划的，现在成了比胎记更确凿的证明。

后来在军部临时征用的祠堂里，老太太捧着搪瓷缸子说了半宿，杨梅生才知道父亲被还乡团沉塘后，她扮成疯婆子要饭才活下来。

祠堂门外的樟树影子里，李中权拦住了要来送文件的参谋，月光把窗纸上母子相拥的影子拉得很长。

第二天军需处长发现，副军长昨晚批的条子里，给烈属的抚恤粮多加了五十斤。

这个故事的褶皱里藏着太多时代碾过的痕迹，当年像杨梅生这样"不辞而别"参加革命的农村青年，仅1927-1934年湖南就有近万人。

他们中多数人再没机会对母亲说声"我回来了"，杨梅生能遇见母亲是千万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

老太太在码头固执寻找的身影，何尝不是千千万万苏区母亲的缩影。

那些纳进鞋底的棉线、腌在坛子里的腊肉、夜夜亮着的油灯，最终都化作了渡江战役时老百姓肩扛手推的独轮车。

如今易家湾码头早改建成了货运港，但江风里似乎还飘着当年的对话。

有老船工说见过穿军装的汉子跪在石阶上哭，也有人说那天的夕阳特别红，像要烧透1949年的秋天。

这些记忆碎片在湘江水里泡了七十多年，捞起来还能闻到硝烟混着米汤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