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年，一家英国公司接手了南非最高的大楼，在清理高达 5 米的垃圾堆时，竟然清理出 20 多具尸体，最后，他们整理干净这栋大楼，竟然花了 10 年。 重型机械的铁爪第一次插进庞特塔天井的垃圾堆时，金属碰撞声里混着骨头碎裂的闷响。 操作员探头往下看，5 米高的垃圾山像座腐烂的巨兽，啤酒瓶、破床垫、发霉的衣物纠缠在一起，而那截露出的股骨，白得刺眼。 英国公司的项目经理当场呕吐在安全帽里 —— 他们接过的不仅是一栋楼，是南非社会撕裂后，堆成山的溃烂伤口。 1975 年的庞特塔，电梯里飘着白玫瑰香水味。白人精英们提着公文包走出轿厢，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回声，能传到 20 层的泳池区。 那时的顶层公寓，阳台正对着比勒陀利亚的落日，主妇们在派对上炫耀刚从欧洲空运来的水晶杯。 没人会想到，25 年后，这些杯子会被流浪汉当尿壶，扔在堆满针头的楼道拐角。 转折发生在 90 年代初。东欧移民像潮水般涌进南非，他们挤在庞特塔空置的房间里，用木板隔出十几个小间。 紧接着，社会动荡的余波扫过这栋大楼，白人精英们在某个清晨醒来，发现楼道里多了群眼神警惕的黑人，他们的西装被烟头烫出洞，汽车轮胎在地下车库被扎烂。 第一个搬走的是律师赫尔曼，他在日记里写：“电梯里的黑人盯着我的金表，那眼神像在看一块生肉。” 物业撤离那天，保安把钥匙扔在大堂的积灰里。没人收物业费，水泵停了，自来水在管道里腐成绿色，厕所的污水顺着楼梯往下淌，在三楼平台积成个发臭的小湖。 移民们开始在楼道里生火做饭，油烟把白色的墙壁熏成焦油色，孩子们踩着垃圾追逐，把避孕套当气球踢。 最猖獗时，黑帮在 15 层设了个 “法庭”，不听话的人会被绑在电梯井里，听着钢缆摩擦的声音直到崩溃。 后来清理时，工人在电梯配重块上发现了干涸的血迹，和 20 具尸体里的某具锁骨碎片完全吻合。 英国公司的清理队第一天进场，就戴着防毒面具。垃圾堆里的甲烷浓度高到能点燃，老鼠大得像猫，从床垫里窜出来时，带出几缕人的头发。 一个老清洁工在日记里记：“第 47 天，挖出个婴儿头骨，裹在蕾丝裙里，裙子上有弹孔。” 这些尸体，有的手脚被电线捆着，有的头骨碎成几片，法医后来鉴定，死亡时间跨度从 1992 年到 1999 年，正好是庞特塔彻底失控的那七年。 而在地球另一端的香港，重庆大厦的楼道里，也飘着相似的腐味。 1962 年，这里的旋转门总转着英国军官的军靴和女明星的高跟鞋，酒吧里的威士忌加冰，冰块碰撞声比现在的枪声还脆。 到了 90 年代，华人富商搬走后，印度劳工、非洲商贩挤进来，把套房隔成 “鸽子笼”，5 平米的房间里塞着三张上下铺，墙上的霉斑像幅抽象画。 1995 年那个雨夜，印度游客的血顺着重庆大厦的楼梯往下滴，在大堂的瓷砖上积成小小的水洼。 凶手是个尼日利亚毒贩，就因为争执半包可卡因，用水果刀捅了 17 刀。 监控拍下他逃跑时撞翻垃圾桶的画面，罐头滚出来，露出里面的针管和避孕套 —— 和庞特塔的垃圾堆里藏着的，几乎一模一样。 2013 年，北京女生被发现时，她住的那个 “豪华单间”，其实就是用木板隔出的角落，墙上还贴着《生化危机》的海报，而这部电影的外景，正好有几个镜头取自庞特塔。 庞特塔的清理队花了三年才把垃圾运完，光卡车就用了 3200 辆。露出的墙壁上，弹孔像蜂窝，有的地方还留着用口红写的 “救命”。 英国工程师测完结构后摇头：“钢筋锈得像饼干，电梯井比筛子还漏。” 他们最终花了 10 年，换掉所有玻璃和电梯，把曾经的黑帮据点改成公寓，租金是当年白人精英时代的十分之一。 租客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没人知道自己的衣柜背后，曾藏着具无名尸体。 重庆大厦的整顿没这么彻底。政府加派了巡逻警察，楼道里装了 300 个监控，但转进某条岔路，还是能闻到大麻混着咖喱的味道。 2018 年，有记者进去采访，在一家印度餐馆的后厨，看到墙缝里塞着带血的纸巾 —— 老板说：“以前这里死过人，擦不干净的。” 两栋大厦的命运像面镜子。庞特塔的 5 米垃圾山，堆的是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的社会失序；重庆大厦的血渍，浸着全球化浪潮里底层移民的挣扎。 它们都曾是城市的骄傲，后来成了伤疤，清理的不只是垃圾和尸体，是想擦掉那些关于贫富、种族、秩序崩坏的记忆。 只是有些东西擦不掉。庞特塔现在的住户偶尔会在夜里听到电梯异响，老清洁工说那是当年被绑在井里的人在哭。 重庆大厦的保安换了一茬又一茬，都知道三楼某个房间的锁，永远锁不上 —— 就像那些被遗忘的罪恶，总在某个角落，等着被重新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