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蒋经国窜访美国，当其从车里下来，准备进入布拉萨酒店时，混在人群中间的黄文雄，突然从怀中掏出手枪，朝着蒋经国的后背开枪。 1970年4月4日纽约时报披露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的儿子、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将应美国国务卿罗吉斯之邀访问美国，以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援助。当时的国际形势对台湾极为不利，中美华沙会谈正在进行，美国与大陆的关系有缓和迹象，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岌岌可危。 黄文雄1937年出生于新竹，是典型的台湾本省人家庭。黄文雄生于日治台湾新竹州西门的林家大厝，外公是历史名人林占梅的后代，父亲则担任过新竹自来水厂厂长。1960年代，黄文雄的公务员父亲因受牵连被捕。父亲的遭遇让他从小就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不满。 黄文雄自新竹中学毕业后，考上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系，当时就常问老师《中华民国宪法》第二章”人民权利与义务”中基本人权保障和戒严时期现实常见矛盾的相关问题。在政大读书期间，他就经常质疑宪法与现实的落差，这种反叛精神为后来的行动埋下伏笔。 1964年，黄文雄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奖学金赴美留学，后转入康乃尔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在美国期间，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亲身体验了民主社会的运作方式，这与台湾的威权统治形成强烈对比。 在得知蒋经国即将访美的消息后，郑自才、时年32岁的黄文雄、黄晴美等台独联盟盟员决定以刺杀蒋经国来向国际社会表达自己的心声。黄文雄认为自己未婚、较无家累牵挂，因此自愿负责开枪。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 行动前的准备工作相当周密。我们到海边练枪时，心情其实满沉重的，因为练了枪之后，就表示要执行这项行动，这一去，不是死亡就是坐牢，心情当然很沉重。黄文雄和郑自才在长岛海边的树丛中练习射击，熟悉手枪的使用方法。 4月24日，蒋经国飞至纽约，下榻庇尔酒店。11点过后，蒋经国离开庇尔酒店，前往不远处的布拉萨酒店参加午餐会。此时，黄文雄、郑财二人已各自怀揣一支左轮连发手枪，潜伏在布拉萨酒店前的抗议人群中。需要澄清的是，事件发生地点实际上是广场饭店，而非布拉萨酒店。 近中午时分，蒋经国的座车驶抵广场饭店参加美东工商协会的餐会，蒋经国在随扈与美国警察的护卫下登上石阶、走向饭店旋转门门口。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命运的转折点到来了。 当蒋经国走上酒店前的石阶，即将步入大厅旋转门之际，郑自财突然从侧旁石柱窜出，散发传单，很快就被安全人员制止。这时，黄文雄则从蒋经国左后侧冲出，一边快速地从风衣内亮出手枪，一边大喊着杀！并准备扣下扳机。 就在这时，美方的便衣警察沙德一个箭步冲向黄文雄，将他举枪的手往上托高，其他安全人员跟着涌上，砰，火星飞溅，子弹掠过蒋经国耳朵，射向旋转门。这一瞬间的反应救了蒋经国的命，子弹仅仅擦过他的头顶约20公分处。 黄文雄当场被制伏，被压倒在地的黄文雄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让我像个台湾人一样地站起来！）见状上前抢救的郑自才也被警棍击倒在地，头部流血受伤而被送到医院急救。两人在被押进美国警车时，仍一直高喊：“台湾独立万岁！” 事后，蒋经国取下自己所戴的名贵手表，赠给那位及时出手救自己一命的美国警员。这个细节显示了蒋经国的镇定和对救命恩人的感激。蒋经国当天没有改变行程，坚持完成了在酒店的演讲，展现了政治家的风度。 这次刺杀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四二四刺蒋的枪声，立即引起全世界对台湾独立运动的注目，美国、日本、欧洲、加拿大各地的广播电台与各大报纸均以头条新闻大幅报导，同时也掀起海外台独运动的高潮。 为了救援黄文雄和郑自才，海外同乡设立”台湾人权诉讼基金”，各地发起救援募款以筹措黄、郑二人的保释金20万美元，并分别在5月26日（郑，9万）和7月8日（黄，11万）将二人保释出狱。海外台湾人的团结救援行动本身就成为一场政治动员。 后来黄文雄与郑自才弃保潜逃。郑自才前往瑞典寻求政治庇护，不过在1972年遭引渡回美国并被判刑5年，在服刑8个月后获得假释，先后定居于瑞典与加拿大，1991年偷渡回台湾；黄文雄则从此未曾露面，一直到1996年春季经过26年的流亡才偷渡回台湾公开露面。 1996年回到台湾后，黄文雄并没有选择安静的退休生活，而是继续投身人权事业。曾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国际特赦组织台湾总会理事长、台湾促进和平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亦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专门负责和人权有关的议题。从刺客到人权斗士，黄文雄的人生轨迹见证了台湾社会的深刻变迁。 这一枪虽然没有改变蒋家的接班计划，但客观上推动了台湾社会对政治改革的思考。蒋经国后来经常私下询问身边的人：“为什么台湾人要杀我？”这个问题或许促使他在晚年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