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海知青戴建国不顾反对娶了一个农村女子，谁知娶回家当晚，妻子就大喊大叫，冲过去一拳将他打得流鼻血，撕了他书稿，事后，岳母叹气道：“你丢下她，自己回上海生活吧！”哪料他却眯着眼笑道：“没事，我喜欢！” 1969年，十七岁的戴建国离开上海前往黑龙江逊克县下套子屯插队。初到农村的他完全不会干农活，每次都要比别人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完成任务，经常被生产队点名批评。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村里一个叫程玉凤的姑娘开始悄悄帮助他。 程玉凤是地道的农村姑娘，从小就熟悉各种农具和农活。她看这个城里来的小伙子吃不了苦，就主动指点他如何正确使用农具，替他分担重活。作为交换，程玉凤要求戴建国教她认字。就这样，两个年轻人在互帮互助中渐渐熟络起来，彼此产生了好感。 程玉凤长得很漂亮，戴建国也年轻帅气，二人看起来郎才女貌，在相处中渐渐滋生了情愫，可程玉凤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二人在一起。村里人也觉得这个上海知青迟早要回城，担心程玉凤会受伤。 1973年，戴建国回上海探亲，程玉凤的父母觉得这是个机会。他们认为戴建国迟早会回城市生活，为了女儿的将来，就趁戴建国不在的时候把程玉凤许配给了本地一个青年，还收了300元彩礼。 程玉凤得知后强烈反对这门亲事，甚至用绝食来抗议，但父母坚决不为所动。成亲那天，程玉凤被几个人五花大绑抬上花轿。她在轿内痛哭流涕，拼命挣扎，试图挣脱束缚。到了男方家门口，极度悲伤的程玉凤突然咳血，接着发出疯狂的笑声，整个人陷入了精神失常的状态。 新婚次日，程玉凤被男方退回娘家。她披头散发地在村头游荡，逢人就问：“建国呢？建国去哪了？”那双曾经清澈的眼睛，从此蒙上了浑浊的雾气。村里的医生说她是伤心过度导致的精神失常。 戴建国回来后得知这一切，看到昔日美丽聪慧的程玉凤变成了疯疯癫癫的样子，心如刀绞。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如果当时没有离开，如果能及时回复她的求助，悲剧就不会发生。 1979年，知青返城潮来临，戴建国的父母也催促他回上海。但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娶程玉凤为妻。他对程玉凤的父母说，程玉凤的病只有自己能治好，他要用一辈子来照顾她。 听到这个决定，程玉凤的母亲手里的碗掉在地上，扑在炕上痛哭。他们知道这是在拖累这个好小伙子，但戴建国态度坚决，说这是他的责任。 办结婚证的时候，戴建国指着证书上的名字对程玉凤说：“程玉凤你看，戴建国和程玉凤结婚了。”程玉凤突然清醒过来，高兴地喊道：“妈，戴建国和我结婚了！”那一刻，她多年的病似乎全好了。 可是好景不长，婚后第三天，程玉凤因为无法承受太多刺激，精神病又犯了。新婚夜，她大喊大叫，一拳将戴建国打得流鼻血，还撕了他的书稿。看到这一幕，程玉凤的母亲心疼地劝戴建国：“你丢下她，自己回上海生活吧！” 戴建国擦了擦鼻血，看着神志不清的妻子，竟然眯着眼笑了：“没事，我喜欢！”这句话让所有人都震惊了。他把所有尖锐物品收起来，在床头贴满两人当年的合影，开始了漫长的照料生涯。 1980年，程玉凤的情况逐渐好转，二人也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孩子的到来让这个特殊的家庭有了新的希望。程玉凤对孩子展现出母性的本能，会按时喂奶换尿布，仿佛母爱战胜了疾病。 戴建国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就照顾妻子和孩子。程玉凤发病时会撕书本，半夜惊醒时会用指甲抓他的脸，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1983年冬天，程玉凤高烧昏迷，戴建国背着她在雪地里狂奔，零下五度的天气，他只穿了件单衣，后背却被汗水浸透。 为了撑起这个特殊的家，戴建国发挥自己写作的才华，增加家里的收入，帮程玉凤找好的医院、医生治疗精神创伤。慢慢地，生活有了起色，戴建国被调到县里的电台当记者，工作稳定了。 1989年春天，在上海黄浦江边的一家餐厅里，戴建国像往常一样给妻子喂粥，突然感觉手里的勺子被轻轻握住。抬眼一看，程玉凤正清醒地望着他，眼神像当年北大荒的溪水一样清澈：“建国，你……”十年了，她终于认出了他。 1997年，戴建国在上海82岁的老母亲没人照顾，哥哥得了尿毒症，妹妹下了岗，这个家需要”主心骨”。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黑龙江优越的生活和羡煞旁人的工作，回到上海跟母亲挤在真新街道10平方米的三层阁楼上。 回到上海后，程玉凤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导致疯病再次复发，但戴建国依然没有放弃。他重新开始找工作，最后成了闸北区有线电视台的临时工，月薪900元。后来他们开了间小书店，程玉凤坐在门口织毛衣，戴建国批改作业，生活虽然清贫但很温馨。 如今，戴建国在上海闸北电视台当记者，儿子戴亮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汽车销售公司工作。戴建国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写成一本书，书名叫《拉幕啦，戏演完了》。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感动了无数人，他们的儿子戴亮也以《我的疯娘痴父》为题讲述过父母的故事。 他常说：“我不是圣人，只是觉得既然爱过，就要负责到底。”这个普通的上海知青，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真正的爱情不是风花雪月，而是风雨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