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知青于文娟返城，恋人跟着列车狂奔，她擦干眼泪，大喊道：“别追了，我们不会再见面！”谁知，于文娟到家后没多久，母亲却大喊说：“你给我出去，以后不许进家门。”

那年的冬天，寒风刺骨，安徽淮北的王楼大队笼罩在一片萧瑟中，于文娟站在简陋的站台上，手指紧紧攥着那张返城证明，纸张在她掌心微微发烫。

王胜利追着缓缓启动的列车，脚步踉跄，棉袄在风中翻飞，她将脸贴在冰冷的车窗上，眼泪模糊了视线，却仍能看清他越来越小的身影。

那句“别追了，我们不会再见面”像刀子般割裂了空气，也割裂了两颗原本紧贴的心，她不知道，这句狠心的话会在未来成为命运的讽刺，真正被割裂的，是她与母亲的血脉亲情。

于文娟回到北京的那个夜晚，胡同里的路灯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母亲早已准备好一桌饭菜，红烧肉的香气飘出老远。

十年未见，母亲的白发多了，皱纹深了，可那双眼睛里的期盼丝毫未减，她本以为会看到母女相拥而泣的场景，却在一周后迎来了惊天霹雳。

当验孕试纸显出两道红杠时，母亲手中的搪瓷缸“咣当”摔在地上，滚烫的茶水溅湿了布鞋，“你知不知道未婚先孕在街坊眼里是什么？你爸要是活着，能让你这么糟践门风？”

母亲的声音像淬了冰，手指戳得她肩膀生疼，那个曾为她纳千层底布鞋的母亲，此刻竟指着大门要她“滚出去”。

王胜利第一次见于文娟是在1970年的麦收时节，这个迷路的北京姑娘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辫梢系着红头绳，站在田埂上像株误入麦田的百合。

他带她去大队部的路上，听她说起长安街的梧桐树，听她哼《东方红》时跑调的嗓音，心脏跳得比打谷机还响。

后来她总在插秧时被蚂蟥吓得尖叫，他默默递上盐罐，她发烧烧得糊涂，他连夜冒雨去公社卫生所讨药。

村里人都说王家小子魔怔了，工分不要了天天往知青点跑，他憨笑着不反驳，只记得她捧着窝头说“胜利哥，你蒸的馍比国营饭店还香”时，脸颊上的酒窝比蜜还甜。

返城前夜，于文娟摸黑溜进王胜利的土坯房，煤油灯芯噼啪爆出个灯花，映得墙上两个影子忽大忽小。

她把珍藏的毛主席像章别在他胸口，他颤抖着将祖传的银镯套进她手腕，没有山盟海誓，只有灶膛里将熄的炭火见证着这场沉默的献祭。

她原想用身体偿还这份无法带走的爱情，却不知生命早已在黑暗中悄然孕育，当她在协和医院走廊听见胎儿心跳时，突然明白母亲愤怒的背后是恐惧，恐惧女儿重蹈自己守寡养家的艰辛，恐惧那个动荡年代给爱情附加的沉重代价。

于文娟挺着五个月肚子回到王楼大队那天，王胜利正在地里给冬小麦追肥，看见她蹒跚的身影，锄头当啷掉在地上。他冲过来时被田垄绊了个跟头，膝盖上的泥印子一直没拍干净。

洞房是原先知青点的仓库改的，墙上还留着“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斑驳标语，村里闲话像蝗虫般扑来，有人说北京姑娘傻透了，有人说王家祖坟冒青烟。

怀孕八个月时公社书记来调查“破坏知青返城”事件，王胜利把结婚证拍在桌上，红戳子盖得比奖状还端正。

孩子出生在1978年元宵节，接生婆是当年给于文娟治中暑的赤脚医生，母亲的信在那天傍晚送到，信封里除了二十斤全国粮票，还有张泛黄的全家福。

照片背面新添了行小字：“娟儿，妈蒸了豆包等你。”后来政策允许知青带家属回城，王胜利在胡同口被一群孩子追着喊“乡巴佬”，却凭瓦匠手艺成了房管所最抢手的临时工。

1990年他们带着高考落榜的儿子回王楼大队承包果园，发现当年插队的知青点变成了“知青纪念馆”，玻璃柜里陈列着于文娟那本写满俄语单词的日记本。

这个故事最动人的部分在于它的不完美，于文娟没有成为伤痕文学里被玷污的牺牲品，王胜利也不是高大全的道德符号。

他们的爱情混杂着麦秸的土腥和返城指标的铜臭味，他们的婚姻承受着户口本的重量和街坊的唾沫星子。

但正是这些粗粝的细节，让这段往事在四十多年后依然鲜活，就像于文娟总爱说的，当年要是听了母亲的话打掉孩子，现在哪能抱着孙子在四合院里乘凉。

而当年那个追火车的傻小子，至今还会在喝醉时掏出珍藏的像章，对孙辈们吹牛：“你奶奶当年可是坐着大卡车来的知青，全公社就属她辫子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