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郭婉莹难产住院，可他的丈夫却在闺蜜家里过夜。出院后，郭婉莹精心打扮，来到闺蜜家中，一眼便看见丈夫与闺蜜躺在床上。她没有像常人那样大呼小叫，而是笑着对丈夫说：“收拾东西，我来接你回家。”     1943年，郭婉莹难产，丈夫吴毓骧却在外面陪着别的女人，她出院后，自己化好妆，换上旗袍，找上门去。推开门，看到丈夫和那个女人在床上，她没发火，只是平静地说，走吧，跟我回家。     这个反应很不寻常，要弄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做，得看她这个人一辈子是怎么做选择的。     郭婉莹年轻时，家里为她安排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富家子弟，这在当时是顶好的婚事，但她不愿意，据说男方送她丝袜，夸的是这袜子质量好，能穿一年，她却觉得俩人根本聊不到一块去。     精神上没法沟通，物质再好也没用，她坚决要退婚。     这事在当时闹得很大，男方为了逼她，甚至拿枪指着她，但她一点没怕，婚事最终还是黄了，这件事能看出来，她骨子里就不是个会为了安稳和体面而妥协的人。     之后她没留在上海，自己跑到北平，考进了燕京大学读心理学，在学校里，她认识了吴毓骧。     吴毓骧是林则徐的后人，但到他这一代家里已经败落了，他虽没什么钱，但人很有趣，能把莎士比亚讲得活灵活现，而郭婉莹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才想着和他走到一起。     1934年，她不顾两家巨大的家境差距嫁给了他，这完全是她自己的选择，她选了她认为重要的东西——才情和趣味，而不是家世和财富。     可这个选择，后来被证明是错的，她为之倾心的才子，婚后并不安分，私生活也非常混乱，最终发展到在她生孩子时，人都找不到。     而1943年那个上门带丈夫回家的场景，就是她为自己的选择付出的第一个沉重代价。     但这还不是全部，几年后，吴毓骧因为政治问题被关进监狱，整个家彻底垮了，郭婉莹的生活也跟着发生了巨大改变。     过去的花园洋房没了，她被赶到棚户区的铁皮屋住，永安百货的千金小姐要去乡下养猪，扛几十斤的泔水桶，后来她又被调去扫大街、砸石头，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     从结果来看，她当初无论是对婚姻还是对命运的选择，都让她栽了个大跟头，但她接下来的做法才是真正活出了自我。     在最破败的棚户区里，她每天出门，头发一定梳得整整齐齐，蓝布旗袍洗得发白了，也要熨烫的十分整齐，旧皮鞋要擦得锃亮。     周围的邻居都觉得这个女人有毛病，落魄成这样了，还瞎讲究，她听到了也不争辩，只是说：“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     她用一个煤球炉子，在上面架上铁丝，烤面包片，用一口黑乎乎的铝锅蒸蛋糕，她不是在维持一种“体面”给别人看，而是在用这种方式，守住自己的生活秩序。     环境可以剥夺她的一切，但不能剥夺她怎么生活的权利，这是她为自己划下的底线。     后来她退休了，一个人住在七平米的小亭子间里，国外的子女要接她去享福，她不去，她觉得自己在上海挺好。     现在再回过头看1943年，她去带丈夫回家的那个举动，就比较好理解了，那不是软弱或麻木，而是她捍卫自己内心秩序的开始。     她控制不了丈夫的行为，但她可以控制自己的反应，她选择不用对方的错误来让自己失态，不让自己的生活被别人的不堪所主导。     1998年，郭婉莹去世，享年八十九岁，她向医院捐献了自己的遗体，也没留骨灰，人们收拾她的遗物时，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本英文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书页上写满了笔记。     她年轻时爱上一个能讲莎士比亚的男人辜负了她，但莎士比亚没有，那个精神世界，她守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