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5年，戴笠邀请50名汉奸吃饭，待众人吃完得意时，他却突然公布逮捕名单！ （参考资料：2018-05-17 抗日战争纪念网——“七七事变”，汉奸宣称要肃清党治之弊） 1945年10月6日，北平城秋意正浓，一场看似寻常的酒宴，却注定要成为一群人的命运终点，军统局长戴笠亲设“鸿门宴”，邀请了华北地区一众要员。 席间戒备森严，气氛诡谲，赴宴者们心中各怀揣测，当戴笠缓缓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名单并开始宣读时，空气仿佛凝固了。 念到“王克敏”三个字，一位正在漱口的老者身体猛地一颤，手里的杯子哐当落地，整个人瘫倒在沙发上，失魂落魄地喃喃自语：“这场祸是我惹出来的。” 这场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下令的抓捕行动，将包括“华北第一奸酋”王克敏、王揖唐、潘毓桂在内的五十多名高级汉奸一网打尽，那么，王克敏口中由他“惹出来”的滔天大祸，究竟是如何开始的？ 这一切，都要从侵略者的一个战略构想说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攻占平津及华北广大地区，然而，如何有效统治这片辽阔的土地成了一个棘手难题。 日本陆相杉山元明确指示，要避免直接的军事统治，转而寻求“政治机关由居民自主产生”的模式，这便是臭名昭著的“以华制华”策略。 为了实现这一图谋，日本人开始在北平物色合适的代理人，他们最初的目标是曹锟、吴佩孚、靳云鹏等几位北洋时代叱咤风云的“一流政客”，这些人影响力大，又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没有瓜葛。 然而，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当一流人物纷纷爱惜羽毛、不愿为虎作伥之后，日本人的目光不得不投向了王克敏这样的“二流政客”。 王克敏曾留学日本，又在直系军阀政府中三度出任财政总长，他不像吴佩孚那样有民族底线，面对日本人提出的组建伪政府并由他出任首脑的邀请，他当即答应。 舞台就这样搭了起来，形形色色的变节者也开始粉墨登场，他们用各自的方式上演了一出令人不齿的叛国丑剧，这其中，潘毓桂的背叛最为直接和血腥。 在南苑战役爆发前，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他，竟将29军详细的军事布防图悉数泄露给日军，其中甚至包括了由青年学生组成的学兵团这一防线最薄弱环节的情报。 战斗打响后，日军炮火精确地倾泻在学兵团的阵地上，近千名高唱着战歌的学生军在与日寇的白刃战中壮烈牺牲。 更可恨的是，当29军高层下达让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突围的命令时，这封绝密电报还没到将军手中，就已先一步出现在了日军的作战地图上，直接导致两位抗日名将撤退至大红门时遭遇伏击，双双殉国。 事后在法庭上，潘毓桂竟为自己的卖国行径辩护，称此举是为了让“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他无耻地宣称“所谓卖国，实为爱国”。 而当他就任伪北平警察局长后，更是公开叫嚣：“各位愿意当汉奸的，留在北平，我潘毓桂保护他”。 如果说潘毓桂是战场上的直接背叛者，那么王克敏就是权力投机者，1937年12月14日，就在南京城破的第二天，王克敏迫不及待地在中南海挂起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招牌。 在这个草台班子里，内斗与分赃是家常便饭，他拉拢同为北洋遗老的王揖唐入伙，本想让其担任“内政部”总长，谁知王揖唐却看中了可以中饱私囊的“救济部”总长。 两人为此争吵不休，最终竟催生出一个在全球政府架构中都堪称罕见的“赈济部”。 同属直系的王克敏与属皖系的王揖唐本就宿怨颇深，为了缓和关系，王揖唐竟将自己的义女嫁给好色的王克敏为妾，两人结成了荒诞的“翁婿”关系，而相比于王克敏，王揖唐在献媚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1940年，他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为感谢日本天皇，特意作诗称“外臣感激此心同”，公然自居为天皇的“外臣”；又因在给天皇的表文中连用“感激、感铭、感谢”而被时人讥讽为“王三感”。 他主导“新民会”，对华北民众进行反共奴化教育；他积极响应日军号召，整编华北“治安军”，将数千人的地方部队改编为伪军，使其能独立配合日军作战，甚至得到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公开表扬。 这些汉奸共同搭建的伪政权，本质上就是一部服务于日本侵略者的机器，它表面上设立行政、司法等政府部门，实际上每个部门都安插了日本顾问，掌握着最终决定权，伪政权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听命于日本主子。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抗战胜利的曙光照亮中国大地，这些民族败类的末日也随之降临，镜头拉回到1945年那场肃杀的“鸿门宴”，一切罪恶都到了被清算的时候。 那位在宴席上瘫软的王克敏，在被捕两个月后，于北平炮局监狱服毒自杀，用畏罪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一生。 那位叫嚣要保护汉奸的潘毓桂，在被从北平押解南下时，胸前挂着写有“汉奸潘毓桂”的布条，一路受尽万民的唾弃。 而那位自称“外臣”的王揖唐，也与其他同伙一起，被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