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诗词智慧 1920年代的中国，山河破碎，民众苦难，年轻的周恩来却在诗词中燃起斗志。他写过一首仿自杜甫《春望》的诗，名叫《村望》：“国破山河在，村残草木深。感时勿落泪，誓叫寇惊心。”读起来是不是觉得眼熟？但细看你就能体会出周恩来的用心。他没有照搬杜甫的伤痛，而是用了“勿落泪”“寇惊心”这些字眼，把原本的悲愤转成了决然的抗争，柔中带刚。 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带着现实情境的再创作。“烽火连岁月，捷书抵万金。”一句话，把战争的残酷与胜利的可贵都说透了。那时候，他在天津搞学生运动、搞宣传、搞组织工作，生活困顿，但眼里始终有光。这首诗，就是他手中握着的思想武器。 他还仿陆游的《示儿》写过一首，写的是“战火洗劫万室空，吾侪争见九州同”，表达的是“列强尽扫，一统华夏”的志气。用今天的话说，这叫：有仇必报，誓不低头。 周恩来的诗，不光用词讲究，还特别讲究“典”。他熟读古文经典，引用起来不仅顺手，而且总是恰到好处。 1917年，临赴日本留学前，他写下一首壮怀激烈的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一年他19岁。你说，一个19岁的年轻人，能有多大的格局？可这首诗，哪一句不是在立志救国？ “面壁十年图破壁”，说的是像达摩祖师一样苦学，以期打破旧世界；“蹈海亦英雄”一句，源自战国鲁仲连“蹈东海而死”的典故，说的是为了理想可以赴汤蹈火。他当时求学目标明确：不为功名，只为民族。可以说，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读书改变命运”，这是“读书拯救国家”。 而多年后，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周恩来怒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首诗很多人都记得，尤其最后一句，“相煎何急”，用的是曹植“七步诗”的典故。曹丕曹植手足相残，他借这句诗谴责国民党的内战行径，讽刺意味极强。诗短短一句，政治态度却清晰如铁。 这不是写给自己看的，更不是写给文人雅士品评的，而是写给当时整个国人看的。这是他对国家命运最沉痛的呼喊。 1919年他准备从日本回国，那时候他正为归国后的方向而思索焦虑。他送给好友王朴山一首诗，是梁启超的《自励》；还特意手书自己的那首“大江歌罢掉头东”送给张鸿诰，并说：“兼志吾意志不坚之过，以自督耳。” 这不是普通的赠诗，这是提醒自己“不能动摇”的方式。他不是为送别而写诗，是在利用“写诗”这种行为来约束自己。 而这份“以诗自律”的习惯，他保持了很多年。到后来，他在给邓颖超的信里，还提到“望带《唐诗三百首》及《白香词谱》来”“饭后读唐诗数首”等句子。一个工作堪称超负荷的人，连看书都安排在“饭后”。 这不是浪漫，是习惯。而习惯的背后，是一种“精神养料”的积累。他把诗当作一种情绪的“调节器”，当作一种生活的节奏，更当作一种思想的储备。 周恩来的“诗词智慧”，并不只体现在写诗上。有时候，不动笔也能“出手”。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在接待中特意安排了毛泽东的诗《登庐山》作为谈话背景，主动提到：“无限风光在险峰。”话一出口，就定了整个会谈的基调。尼克松是个聪明人，马上接话：“我们已经在顶峰了。”这是外交语言中极高水平的互动。 同年，他还引用曹操的《龟虽寿》：“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美方代表说，“你们来的不是时候，中国正处困难期。”但是这句话不是抱怨，是提醒，也是告知：“我们虽老，却志未衰。” 这样的外交语言，是不是比官样文章更高明？这背后不是单纯的文学修养，而是政治智慧的诗意表达。 周恩来一生，留下的诗词并不算多，能查到的大概几十首，但每一首都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都是他在具体历史时刻的真实写照。 他不像毛泽东那样，以豪放著称；也不像闻一多那样，以诗为专业。周恩来的诗，有个特点——从不脱离时代。每一首背后都有事件、有态度、有信仰。或者说，诗词对他来说，是思想的包装，是情感的传声器，更是斗争的“利器”。 很多人用“温文尔雅”来形容他，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他的优雅，是有锋芒的，是有策略的。他不是“表面风度”，而是“内心清明”。 周恩来的诗词智慧，是一种“心中有火、笔下有光”的表达方式。他的诗，不炫技、不矫情，却足够真诚、足够坚定。他用诗写信念、写选择、写苦难，也写爱和牵挂。正是这种诗词背后的力量，支撑他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风雨人生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