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驻瑞典大使耿飚被瑞典军官轻视：“听说大使阁下是将军，不知您带过多少兵？”耿飚淡淡一笑，说了一句，瑞典军官顿时肃然起敬。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耿飚刚到瑞典，就遇上了这么个场面，在国庆宴会上，一个瑞典高级军官端着酒杯，当着所有人的面，抛出了那个经典问题：“听说您是位将军，带过多少兵？” 这话里带着刺，是公开的考量，看的就是你这位从“红色中国”来的大使，到底有几斤几两。 可耿飚没多话，就报了个数字，说自己以前带的第十九兵团，有十来万人。 那个军官当场就愣了，下意识说了一句：“这比我们瑞典全国的军队还多。”全场瞬间安静，再看耿飚的眼神，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耿飚没讲一句大道理，也没宣传新中国有多好，他只是给出了一个对方能听懂、也最在乎的数字。 这一下，就把自己的“资格”给钉死了，以后在瑞典，没人再敢拿他的背景说事，这第一张牌，打得又稳又准，成了他所有外交工作的压舱石。 所以他把那些军官给镇住了，但这招用一次就够了，很快，耿飚发现新的问题不是别人看不起你，而是别人公开抹黑你。 当朝鲜战争一打响，西方的报纸上，全是关于中国“侵略”的说法，整个瑞典社会，也基本都信了这一套。 这时候，你再去说自己带过多少兵，就没用了，人家不跟你比拳头，跟你玩舆论。 而耿飚也没选择在报纸上跟人对骂，他知道在别人的主场争辩，只会越陷越深，他走了另一条路子，直接找上了瑞典的外交部长。 在见面后，耿飚没高声抗议，就做了个简单的动作：摊开一张军事地图，旁边放着一叠美军暴行的记录。 并且他用手指着地图，告诉对方，美军的飞机是怎么飞过边境线，把战火烧到中国家门口的，他用事实说话，把出兵的被迫性质摆得清清楚楚。 这种沟通方式，比任何政治口号都管用，瑞典外交部长被这些东西堵得没话说，这是他用证据，打的一场防守反击。 很快，耿飚就把这套打法用到了更关键的地方，1952年，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用细菌武器，这事儿严重违反了国际法。 但当中国提出指控时，西方世界根本没人信，都觉得这是政治宣传，光靠自己喊，声音再大也传不出去。 这让耿飚明白，这时候，中国官方的任何说法，在西方眼里都自带“宣传”滤镜，他需要一个他们自己人、而且信得过的人出来说话。 但他没去找媒体，而是去找了一位瑞典的权威医学博士，叫安德烈，这人在瑞典科学界名望很高，出了名的正直严谨。 说服安德烈博士的过程很费劲，但耿飚没给他施压，就是把中方手里的初步材料给他看，反复强调，只希望他能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去朝鲜做一次独立调查。 最终，安德烈的科学精神压倒了政治偏见，他真的去了朝鲜，回来后，带回了美军使用生物武器的铁证。 这份调查报告，由安德烈本人撰写，再通过瑞典的报纸一刊登，整个国际舆论就炸了。 当美国的谎言，被他们自己信赖的科学家给戳穿了，这一仗赢得漂亮，靠的不是嗓门，也不是拳头，而是策划了一场无可辩驳的“事实呈现”。 这就证明了，在某些场合，一份科学报告，比十万大军还好用。 如果说，用实力立威和用证据说话，是耿飚在外交场上硬碰硬的手段，那他还有另一面，一种更接地气的处事方式。 当时大使馆经费和人手都紧张，耿飚就经常自己开着车，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小巷跑腿办事。 这在当时的外交圈里，算是个奇景，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大使，自己当司机，这让瑞典老百姓觉得，这人没架子，挺实在。 然而，“会开车的大使”这个外号就这么传开了，无形中也让他这个“红色中国”的代表，显得不那么神秘和可怕。 这种务实的风格，不只是做做样子，1952年，一个大雪天，耿飚接到紧急任务，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女儿李曦沐，需要马上回国，但已经被特务给盯上了。 可耿飚没把这事交给手下去办，而是自己亲自上阵，他开着车，在风雪里跑了几百公里，硬是靠着在战场上练出的那套本事，跟特务玩了一场“公路游击战”，把人安全送到了丹麦边境。 这种事，已经超出了外交官的本职工作，这里面透出的，是一种军人式的担当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回头看，耿飚的外交手段其实很清晰，实力是基础，让你有资格上牌桌；证据是利剑，让你能戳破谎言；而最终能赢得人心的，还是那种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务实和真诚。 “将军大使”这个名号，是他的起点，但也容易让人忽略他真正的本事，他留下的不是一套固定的打法，而是一种根据不同情况，随时切换工具箱的智慧。 【信源】党史博采2022.10.17耿飚：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敢于谏言，被毛主席称赞为敢说真话的好大使，我军历史上唯一的无军衔国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