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文房四宝中，砚台的历史最为久远，它的出现远远早于其他三件文房用具。 除砚之外的笔、墨、纸这三种文房用具在使用中不断消耗，而砚台材质坚硬，陈设在桌案上用以研磨。   如文天祥有句著名砚铭“砚虽非铁难磨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表明了一颗如同砚一般坚定的爱国之心。   坚固这也是砚台何以流传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这个原因大量的砚台流传至今供后人学习和研究。   砚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能视为珍宝被人们收藏，它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和历史价值其实已远远超过其使用价值了。   这其中既与砚台本身丰富多彩的材质有关，与砚台的制作工艺更为相关。   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产砚地区对砚台制作的工艺水准和审美标准都有相应的要求，在随着人们对砚台各项要求的变化。   并且文化价值不断提高的同时，砚逐渐脱颖而出，并发展到至臻完美，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独具特色的艺术品种。   砚是文房四宝中的研墨工具，他的功能是研磨。在最早的古代文字中是没有“砚”字的。   最早出现的砚并不像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一块平整、工艺精湛、雕琢精美，且研墨和贮墨功能分区明确的形态。   砚的最初形态和今天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砚台有着天壤之别。砚最早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磨盘和磨棒。   该石研平面略呈方形，一角残，研面及底平整光滑，器表中部略偏处有直径7.1厘米，深2厘米的规整的圆形臼窝，窝内壁及砚面上有许多红颜料痕迹。   这种最早出现的具有研磨棒的砚，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磨钵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用磨棒将固体捣碎再磨细。   这种砚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的一次巨大的飞跃，他对人类信息文化的记录与保存有着重要的贡献，并且对砚形的影响长达三千余年，直到西汉时期还可以见到这种器型。   之前的研磨棒变成了石块，研石上的臼窝也消失了，成为一块平整的石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现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博物馆藏的石砚砚面扁平，砚上附一扁圆柱体研石。   这种形制的砚的出现与墨的形态改变有着密切关联。“该砚用天然鹅卵石磨制而成，砚面光亮如镜，通体有墨迹，色泛红，与此一同出土的还有数块墨丸。   中国原始社会时期最初使用天然矿物颜料，后来古人用石墨进行书写，到了汉代，随着书写用纸的发明，社会上出现了墨丸，即把漆烟和松煤合成丸状，使用时要用研石把这种墨压在砚上研磨成汁。   在这一时期，由于天然颜料改制成了墨丸，研磨棒便演进成了研石，之前的墨都是捣碎后使用，而墨丸与砚石的演进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研磨。   1978年河南省乐县汉宋耿洛墓出土的云龙纹圆石砚，在形制上进一步发展，该砚呈圆形，砚面平整，有一椭圆形砚池，砚下有三足，带盖，盖上以缠绕飞舞的云龙浮雕为钮饰，雕刻手法粗犷简约。   这时的砚出现了底足，是后来历代多足砚的雏形，一直影响到隋唐时期。这一时期的砚开始有了装饰，他已不再仅仅满足人的使用为唯一宗旨，而逐渐追求人们精神领域的审美价值。   汉代在石砚不断发展的同时手工塑制并需烧造而成的陶砚也在此时登上了历史舞台。陶砚是用极细的陶土先经过塑造然后再烧制而成的。   宋代著名文人米芾一生酷爱砚石，并著有《砚史》一书，陶砚的成型工艺较石砚的简单，并且制作的成功率也较大，工匠们可以将自己的设计淋漓精致地表现在陶砚上，因此汉代陶砚的装饰非常繁复。   汉代十二峰陶砚是史料记载我国最早发现的陶砚。“该砚长18.5厘米，宽21.5厘米，通高17.9厘米。   箕形砚面，前低后高，向前倾斜，三面环抱奇突的山峰，内中峰峰下有一龙首，张着大口，口中巧妙地设一孔，水由小孔滴入砚面。   内左右两峰下各塑一负山人像，双手按膝，作负山托重之势，形态和平神怡，自然形成半圆形砚堂。各险峰只刻划几条竖纹，线条简练，山形险峻，雄伟有力。   三足刻成叠石状，左右两足较高，后一足稍矮，三足用简洁横纹雕出岩石叠砌的效果。构图新奇别致，整体和谐统一，苍劲有力，是砚中之杰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