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田日晒法应创始于距今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盐的繁体字(蟹)，显然是从卤字演化而来，也蕴含着中华民族的食盐供应始于运城盐湖的盐业生产。   食盐是百味之冠，生命之所需。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肉食阶段，过渡到以谷物为主要食物构成的时期，为补充身体对盐份的要求，从捞取天然产出的石盐到进行盐业生产活动，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   运城盐湖的盐业生产几乎与我国农耕时代相伴开始的。盐湖北有稷王山，相传为后稷教民稼穑的地方.   夏县西阴村，则是教民种桑养蚕、缫丝织布的轩辕黄帝夫人嫘祖的故乡。耕织与盐业并举，使华夏族在古文明的发展道路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河东盐法备览》中载有相传为虞舜所作的《南风歌》:“南风之重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南风习习，人民不再忧烦，及时到来的南风.使人民增加了财富。南风与盐业生产的关系，屡见于秦以后的史藉，运城盐湖东倚中条山，西有稷王山，正位于山西裂谷系南段的新生代运城断陷盆地内。   每年5月起多东南风，气候干燥，不利于小麦的灌浆生长，但有利于盐田卤水加速蒸发。“种盐”之说流传已久，也表征盐业与农耕种植同样历史悠久。   运城盐湖呈北东-南西向长条形展布,班固著《汉书·地理志》称：“盐池在安邑西南，长51里，广6里，周114里”。   但郦道元是北魏人，与刘昭同属南北朝时代人，一称广7里一称南北17里。   安邑、解州两座城池均座落于盐湖边上，如按南北17里计，则两城均在泽国中，显系有误。根据以上史料，运城盐湖在距今1500年前的面积与现代相差不大。   虽然2000多年的大力经营开发，但湖域变化不大。相反，《水经注》卷六中还记载有：“池西又有一池，谓之女盐泽，东西25里，南北20里，在猗氐(今山西临猗县)故城南”。   按其方位，应为今天的解州西面的硝池和北门滩。但这两池现在已成淡水湖泊。《新唐书·食货志》中说：“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今陕西省西安市)”，是指干旱年份盐湖水面收缩时的状况，但总的还是安邑、解州两池。   “官山海”政策，是春秋时代齐国管仲所首创。这一政策上承西周“盐人掌盐之政令”，下开秦汉及其后的盐铁官营政策。   《管子·海王篇》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万乘之国人数开口(人口总数)千万也”。 盐业生产与国计民生有关，封建社会中称之为“国家之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秦代设少府，掌山海盐泽之税。   汉代设大农丞，置盐铁丞领其事。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置盐官三十六处，第一处即设在安邑，管领运城盐湖。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分部均输，置盐官二十八群，黄霸充河东均输长。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汉成帝刘骜亲临盐池视察。   此后，历代帝王多有亲临巡视的。盐业生产的丰歉与气候有关，盐湖又处于地形低洼处，“四山之水悉注其中”。   因此，“水防其淫滥”，是维护正常盐业生产的首要条件。运城盐湖的东北有多条发源于中条山的河流，如青龙河、白沙河、刁崖河、王峪河、史家河等。   为了拦截洪水，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公元505年)，都水校尉元清督修永丰渠，引盐湖东北诸水西入黄河，这是史藉记载最早的护盐水利工程。   隋大业年间(公元605～617年)，都水监姚暹在永丰渠旧址基础上加以改造和疏浚。   由于此渠起着拦截洪水西导入黄河，既是盐湖外围的一道屏障，又有益于运城盆地的农业灌溉，史称此渠为“姚暹渠”，早期的永丰渠之名却湮灭不闻了。   宋代又陆续在盐湖东北和西南两端分别构筑堤埝，“以杀水势”。如宋代解州县令李绰增修王峪口到夏县一段的堤埝，引王峪河、刁崖河、史家河诸水入姚暹渠，史称“李绰埝”。   各处的堤埝起着把地表水汇蓄在盐湖外的库、塘中，如东北端有汤里滩、任村、鸭子池；西南端有硝池、北门滩。   这种以姚暹渠为骨干，堤埝、库塘配套的防洪、蓄洪水利设施，构成盐湖区内外完整的护盐工程体系，既能拦蓄洪水，又能调节水量。   可见始于北魏、迄于宋代完成的这一宏伟的护盐工程，确实起到了保障盐湖不溢不涸的作用，维护盐业生产千余年长盛不衰，乃至惠及现今一代。   运城盐湖乃天赋镶宝，我们的祖先在先秦时代已创造出人工盐田、日光晒盐法先进的制盐工艺技术，奠基于1500年前的严密、科学的护盐工程也是史无前例的。   一个历经数千年开采的盐湖，至今完好无损，而且遗留下的硝板已成为今天提取Na₂SO₄的人造矿体，泽被后代。   其与创始于战国末期四川井盐的钻井技术，都是盐矿科学技术史上的伟大发明，是一枝并秀的两朵古代科学技术的奇葩，是值得我们引为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