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生产在古代的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章鸿钊在《石雅》一书中说：“若夫河东盐池，则以地处中原，在昔尤著”。   最早的记载见于《山海经》，“景山南望，盐畈之泽”。郭璞注曰：即解县盐池也。   运城盐湖，古称河东盐池、解池、潞池、盐坂(畈)等，位于山西、河南、陕西三省接壤的黄河中游地区，是我国古文明的发祥地。   传说尧都在现今的临汾市内，舜都位于永济县境；禹都则在夏县，后为夏朝国都，均位于盐湖附近。   据现存盐湖边池神庙内的《大唐河东灵庆公神祠颂·序》碑文载，殷代的帝乙也曾建社于此。   这种先秦时期古都的地理分布，显露出盐湖与中华民族早期文明史有着经济、地理方面的重要联系。   上古传说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战况极其激烈。引发这场战争的原因何在?则史无明文。   但是，盐湖东南古有“蚩尤村”，为传说中蚩尤尸身埋葬处。民国初年，因蚩尤之名人皆恶之，遂改为“崇善村”。   盐湖的盐田卤水即将析出石盐时，因大量卤水虾死亡而呈红色，即《水经注》卷六所载“紫色澄渟”;《梦溪笔谈》记载“卤水已赤……俚俗谓之蚩尤血。”并引为盐类之来源。   据以上推断，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其战场的一部分(或许为主战场)应包括运城盐湖。   黄河中游地区，距海遥远，海盐难得，西北盐湖，则因大漠阻隔，难以输达中原。因此，占有运城盐湖，在远古时代不仅有经济意义，可能也有深远的政治影响。   因此，控制食盐的供应，很有可能成为引发战争的契机。周朝以前，盐湖所产食盐称为“璧”，是一种含有硫酸镁等杂质的食盐其味咸中带苦。   《周礼》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相传为周公姬旦所作，但其内容多涉及春秋时代的史实。其中“天官·盐人”一条记有：“盐人掌盐之政令而有鹽”。   此一史料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在周代即已在此设官管理，足见盐业生产已有一定规模。“盐人”与“北人”之称并列出现，则周代已开“官山海”政策之先河。   二是出现了盐(塑)字，称“盐人”而不称“篮”人，表明食盐已不具苦味，盐质已有改良。但“祭祀共(供)其苦盐、散盐”(《周礼》盐人条)。   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对《货殖列传》的考证说：“篮音古，据周礼·盐人云其苦盐”。奉祀祖先和神灵要用产自运城盐湖的“鹽”，说明周以前的先民食用的是“盥”，意数典而不忘其祖。   《战国策》记有：“骥之齿至矣，服(驾)盐车而上太行，……负辕而不能上”。意思是：千里马已老迈了，却还拉着盐车踯躅在太行山道上。其所运即运城盐湖的食盐。   廖品龙(1977)考证，秦代河东池盐产量很大，甚至通过“楼道”，千里运入蜀地 。 由上可知，运城盐湖远在秦朝以前已有较大规模的开发，在中国古文明的发展中有过重大的贡献。   但这里仍有一个疑问，先秦时代的开采方法是从盐湖中捞取自然结晶的石盐，还是修筑人工盐田晒卤制盐?   换言之，现在运城盐湖的盐田日晒法制盐工艺技术究竟始于何时?   清代编撰的《河东盐法备览》卷五“浇晒”一节说：“河东盐池古唯集工捞采，收自然之利，无所谓浇晒也，至唐始有浇晒之法”。   把盐田日晒法确定为创始于唐代，距今约1300余年。李长吉等(1983)依据《水经注》中的考文：“春秋鲁成公六年(公元前505年)，晋谋去故绛，诸大夫曰：必居郇瑕之地，沃饶而近篮。   服虔曰：土平有溉曰沃。篮，盐也。土人乡俗裂水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盐，即所谓咸嵯也，而味苦。”   服虔为东汉的经学家，河南荣阳人，汉灵帝中平年间(公元184～189年)曾任九江太守。因此，李长吉等认为河东盐池使用人工治畦、日光晒盐的开发历史已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   晋代郭璞(公元276～324年)在《盐池赋》中有人工修筑盐畦的描述：“磊崔碌碓，锷剡棋方”，即用石碾压和石碓夯砸，还用锋利的器械修削平正，使晒盐畦修成棋盘格似的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