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之前写过，鲁迅一辈子和姓许的人最有缘分，除了伴侣许广平，还有爱慕他但是鲁迅一直恪守距离的许羡苏，许羡苏的哥哥许钦文和鲁迅也熟识，还被卷入了惊天LGBT凶杀大案(看这里）。除此以外，鲁迅最好的朋友也姓许，叫许寿裳，俩人可谓是莫逆之交，至死不渝，甚至许寿裳的死都和研究宣传鲁迅作品有莫大关系（这个老兄的故事看这里）。

而许寿裳的堂兄，自然也姓许，叫许季上，他和鲁迅关系也很好，经常去周家蹭饭（要不你以为我怎么发现的）。而且他在一个一般人想不到的领域，对鲁迅的影响十分深远，这个领域就是佛学。

什么？鲁迅研究佛学？这个是真的，鲁迅不满一岁时就被抱去离他家不远的长庆寺，拜长庆寺的主持为师，法号为“长庚”，这个法号他后来还当笔名用过。在这种社会环境下， 鲁迅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也是很正常的。

鲁迅在朋友的影响下，读了很多佛经和佛学书籍，包括但不限于《华严经合论》、《华严决疑论》、《金刚般若经》、《大乘起信论》、《阿育王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维摩诘所说经注》、《般若灯论》、《唐高僧传》、《宋高僧传》、《明高僧传》等80多本佛学著作，视佛学为“治浮华心”之方，佛经为“人类思想发达史料”，佛学也作为鲁迅探究人生观的一种超然的工具，一直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

而对他这方面影响最大的，除了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就是许季上了。

许季上出身杭州市名门世家，19岁毕业于复旦公学，精通梵文，曾在北京大学兼职讲授印度哲学，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就是就曾经以这门课的讲义为蓝本编写的。后来他入职北京政府教育部，成为了鲁迅的班搭子。

鲁迅大家懂的，只要是脾气相投的班搭子，那很快就会发展为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俩人经常谈论佛学，一起吃饭，一起读书，一起旅游，还互相借过钱，关系越来越好。许季上母亲做寿、儿子满月、夫人去世，鲁迅都去随了份子。《鲁迅日记》中，1912-1918的6年中，俩人一共交往252次。俩人同赴保古斋购买《阿育王经》《付法藏因缘经》等，并互赠经书，鲁迅赠许的为《大方等泥洹经》。俩人还约定好，书不要买重复了，分工研读，比如鲁迅购《翻译名义集》，许购《阅藏知津》。

许季上还曾经建议鲁迅刻印《百喻经》为母祝寿，鲁迅便出资委托金陵刻经处刊行100册，剩余资金另刻《地藏十轮经》一起购买了仅1917年上半年，因为许季上患病，鲁迅就前往探望14次...

这不是好基友是什么！

从鲁迅的作品中，我们也能明显看到一些佛学的影响，比如《野草》中“地狱”“毒蛇”等意象源自《百喻经》寓言，《失掉的好地狱》直接化用佛典场景。他还经常把佛经的奇幻叙事与现实主义结合，如《狂人日记》以“鬼魂”喻麻木民众，《铁屋子》隐喻源自佛经轮回观。

1921年，许季上调职天津后，两人交往关系逐渐疏远，这可能也和鲁迅对于佛学的态度转变有关系。开始的时候，他对佛教和佛学一直都是肯定的，他曾深有感触地对许寿裳说：“释迦摩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但到晚年时，他却说“佛教与孔教皆已死亡，永难复活”，并在临终前致信许寿裳，反对“以佛法救中国”，主张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救国。

可以说，许季上可以算是鲁迅佛学研究方面的“引路人”，其学养促成了鲁迅对佛经的系统性梳理和深刻思考，但鲁迅终究不是佛教徒，两人终因救国之道的分歧而逐渐疏远。鲁迅继续以笔为刀战斗，而许季上醉心佛学研究，整理了许多佛学经典，并将许多佛经翻译为英文，为弘扬佛法做出了杰出贡献。

鲁迅去世后，许季上为这位老友写下一首诗，登在天津《益世报》上。诗曰：

惊闻重译传穷死，坐看中原失此人。

两纪交情成逝水，一生襟抱向谁陈。

于今欲杀缘无罪，异世当知仰大仁。

岂独延陵能挂剑，相期姑射出埃尘。

这大概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