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接到中南海办公厅急电，里面传来周总理急切的声音：一项重要的氢弹部件被盗，要求10天之内必须破案！ 1969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文化大革命让社会秩序有些乱，国家安全问题成了重中之重。那时候，中苏关系因为珍宝岛冲突闹得剑拔弩张，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美国也在一旁虎视眈眈。核武器成了中国保命的底牌。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1967年第一颗氢弹也上天了，这让中国在国际上有了说话的分量。但核技术不能停步，氢弹的研发更是关键中的关键。这次失窃的“TQD自动仪”，是太原703研究所好几年心血的结晶，直接关系到新型氢弹的性能提升。 “TQD自动仪”研制出来后，需要从太原秘密运到北京进行技术鉴定。这是个绝密任务，研究所保卫科长秦家康亲自带队，还带了个身手不错的杨晓晨。部件被装在一个黑色拎包里，用铁链锁在火车行李架上。从太原到北京，14个小时的火车旅程，两人一刻不敢松懈。结果到了北京永定门站，打开拎包一看，里面啥也没有，只剩一堆废纸。锁没坏，链子也没断，可东西就是没了。这消息像炸弹一样，迅速传到了国务院。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马上联系谢富治，要求公安部10天内破案，把部件追回来。谢富治心里清楚，这案子不简单，搞不好就是外国势力插手。他连夜召集专案组，把北京、山西和铁路公安的精兵强将都调了过来。排查从火车沿线开始，旅客记录被翻了个遍，边境口岸也被封锁。专案组怀疑是特务干的，抓到一个叫司马远发的嫌疑人，因为他在旅店登记时用了繁体字。可押送途中车辆失控，这家伙跑了，三天后在山洞里被抓回来，结果审讯发现他跟这案子没关系。 时间过去一半，案子还没头绪，中央催得急。谢富治决定调来山西的老侦查员郭应峰。这位老干警经验丰富，一看拎包上的油脂痕迹，就判断嫌疑人可能是用“红灯牌”护肤脂的年轻女性，还会开锁。专案组顺着这条线查下去，锁定了几个嫌疑人，其中一个叫奚若兰的特别可疑。她以前在剧团干过，跟个开锁高手学过手艺，手法老练。警方查到她在太原一带活动，决定先摸情况再抓人。 郭应峰带人盯上奚若兰，查出她偷了拎包，以为是值钱货，结果发现是个“废铁”，就扔到了太原公园的水池里。专案组连夜赶过去，在水池里捞出了“TQD自动仪”，检查后确认没损坏。第十天早上，奚若兰落网，案件终于告破。调查发现，她就是个贪小便宜的小偷，根本没啥政治背景，纯粹是误打误撞偷错了东西。部件找回来后，公安部赶紧上报，中央总算松了口气。 这案子虽然破了，但暴露了不少问题。运送过程的安保漏洞、公安系统的协调能力，都被好好检讨了一番。好在部件没落入敌手，核计划没受影响。这事儿后来成了公安系统的经典案例，相关资料被存档，用来培训后来的警察。谢富治和周总理在这次事件中展现了果断和担当，也让人看到国家在乱局中维护安全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