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逸轩

相机的快门声与枪炮的轰鸣交织，照片不再只是光影的定格，是真相的凭证，是权力的镜像，是人性的显影，更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未曾弯折的脊梁。电影《南京照相馆》以“照相”为密钥，通过一家照相馆里交织的命运轨迹，将宏大历史叙事浓缩于方寸光影之间。自7月25日全国公映以来，票房与口碑双线飘红。

《南京照相馆》海报。

照相：本质与形式

什么是照片？为什么是照片？

照片是一种留痕，是让无形的事物定格为有形的证明。无形的时光、藏在心底的情感等“本质”，靠照片的构图、光影、相纸等这种外在的“形式”保留下来，得以被我们感知、解读。

影片故事里，这种“形式即身份”的规则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围绕着人的事物，把人的自我呈现出来，同时赋予身份的象征。角色的物件，定义了他们的身份，推着他们走向不同的命运。

苏柳昌的“身份”在他人眼中取决于当下的外在“形式”。他因为有绑腿被日军当成士兵，因为带有相册被伊藤当成摄影师，又因为有长头发被外国记者视为平民。这些外在的形式，给予了他不同的身份，串起了整个故事。

但形式也会骗人，有可能被伪装。

伊藤第一次出场就迟到，被身份原本卑微的农民上司扇耳光。他对摄影技术并不熟练，刚开始拍照，说光线有问题，胶片不够用，决定性瞬间太难找，也不会洗照片。这些都与他期望扮演的“精干日军军官”或“专业摄影师”的形式格格不入。

他初次遇到苏柳昌时，拿着手枪犹豫不决，目光游离，看到了苏柳昌的随身物品。

苏柳昌面对枪口时瑟瑟发抖，求生的本能让他假装自己是照相馆的学徒，会洗印照片。

适应身份的过程，就是教化的过程。苏柳昌开始学习成为“老金式的照相馆学徒”，这关系到他的生存；另一方面，伊藤则慢慢变成残忍凶恶的军官。随着这样实像与虚像般的对照，故事剧情开始展开。

《南京照相馆》海报。

镜头：凝视与支配

谁在拍谁？怎么拍？在哪里拍？

相机装胶卷，旋钮，对焦，拍照（shoot）；步枪装子弹，上膛，瞄准，射击（shoot）。两者动作的蒙太奇，揭露残酷的真相：相机也是武器，射出舆论的子弹。

相机和步枪，两组工业化的精密机械，在侵略者手中成了屠刀。一个瓦解反抗意识，一个击碎身体生命。

作为外来入侵者的日本人，是主动决定拍什么，怎么拍，去哪拍的。而作为本土反击者的中国人，只能被迫洗照片，被动地复述着恶行，甚至为了活命还得“争取”这个机会。于是，权力关系，支配地位，在拍与被拍之中，一目了然。战火中的南京城内，人们甚至没有拍摄南京的资格。

在影片的镜头语言中，我们无法代入拍摄者，我们都是被拍摄者的后人。每次伊藤按下快门，观众就被凝视与支配。

影片的视听语言中，日本军队的镜头是南京大楼里的仰角，光线是刺眼太阳的亮光，配乐是铜管军乐，血雨腥风扑面而来。而中国百姓则是在地下室里的俯拍，是洗印房里的暗色调，配乐是清脆单薄的笛声。无需过多大场面，双方力量的对比清晰可感。

直到战犯审判时，镜头终于反转。此时手持相机的变成了林毓秀，枪支与相机的对照再次出现，但这次已经截然不同。她的身后站着死去的，活着的中国百姓。她拍下来的，是子弹贯穿了战败者的胸膛。

存义：河山与寸土

什么是土？什么是寸土？什么是寸土不让？

土，代表着活动空间，百姓被困在南京城，苏柳昌被困在照相馆，老金一家被困住地下室。土，还代表着大好河山，是北京故宫、天津劝业场、杭州柳浪闻莺、上海城隍庙、武汉黄鹤楼、万里长城……

寸土，是构成这些美景的最小单元。侵略者想夺走的，从来不止土地，更是人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权利。伊藤想拍下中国的大好河山，作为战利品炫耀。日本军官想把征服的土地砖头带回国做奇观，宣传战功。

当宋存义任由荆棘划过脊梁，拿起城墙砖，对着侵略者一次次砸了下去，情绪得到了直接释放：我手里拿着大好河山的寸土，而砸向侵略者，就是寸土不让。

伊藤拍摄大好河山当战利品，苏柳昌把伊藤眼中的大好河山冲印出来，老金用照相背景带大家在大好河山中日行千里，大家一言一语回忆大好河山。最后火海之中苏柳昌把照片扔到伊藤脸上，临死前一幕幕报着大好河山的景象。核心思想从头到尾贯穿，把各个故事场景串联到了一起，把精神与价值镌刻在了观众心中。

影片最难能可贵的是，不用直白的呐喊让观众认同“大好河山，寸土不让”，而是把精神与价值写进层层相扣的剧情里，到位而又节制。

精神：善恶与忠奸

电影最锋利的一笔，是撕破了日本侵略者嘴里“仁义礼智信”的假面具。

他们的“仁”，是思念家中老少，对中国百姓的苦难视而不见；“义”，会不满“杀人不够快”，以屠戮弱者为荣；“礼”，是形式的“亲善”却盖不住本质的野蛮；“智”，是能畅谈伯牙子期，却把屠杀当战功、施舍当恩义；“信”，是给了“免死”承诺，转头就变成催命符。

中国人的“仁义礼智信”，是老金一家在照相馆里接纳外来人员，是危难中的苏柳昌、林毓秀等甘心让出珍贵的通行证，是大家冒死也要送出罪证的执着。

这种精神的分野，需要被记录、被证明——而形式，正是记录与传承的载体。屠杀的故事需要照片作证，洗照片的本事要靠底片验明，罪证需要运出胶片证明，定罪需要收集记忆去证明，而我们的记忆需要《南京照相馆》这样的电影守护。一张照片很薄，但大量记录苦难的照片叠起来，便是三十万同胞血泪的见证。

屏幕里，伊藤用相机造和平的假象；屏幕外，我们用电影讲战争的真相。

最后，几声快门拍摄声后，电影结束了。这一瞬间，我们成为了被拍的人，拍摄的内容变成了人民的美好生活。紧接其后，摄影师用手举起照片，将今昔的场景进行对照。

这一刻，我们成了自己河山的摄影师，拍下寸土，挺起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