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张国立拉着王刚去找李保田说：“咱们三个组团拍戏，肯定火。”李保田却摆摆手：“戏都拍完了，我不玩了。” 1996年，《宰相刘罗锅》播出后火遍大江南北，观众们津津乐道，街头巷尾人人皆知“刘罗锅”。戏红了，投资方自然闻风而动，几大公司捧着钞票上门，希望拍续集。 张国王刚，几番合计后，决定拉上最关键的一环——李保田。 张国立亲自上门，语气热切：“咱们哥仨联手，这续集不火才怪！”王刚在一旁附和：“观众还没看够刘罗锅呢，这热度，不能错过！” 可李保田只是摇头，眼神淡然如水：“故事已经讲完了，续集不是创作，是重复，是骗观众的钱。我不演。” 一句话，像泼了盆冷水，浇灭了所有人的热情。 张国立有些急了：“观众喜欢我们，这叫顺势而为。” 李保田却淡淡回应：“观众喜欢我们演得真，不是喜欢我们凑热闹。” 这不是第一次，李保田因“固执”而显得“不合群”。 自他成名以来，广告商也没少找上门。某知名白酒品牌愿意开出七位数酬劳，请他喝一口酒、说几句吉祥话。药品广告更夸张，开口就是几千万，只要他说一句“灵”，他们就能铺天盖地打出去。 可李保田统统拒绝。他不喝酒，自然不能说“酒好”；他没有病，更不会为了代言胡吹疗效。他反问来人：“我不喝，你让我说好喝，我怎么说得出口？” 这样的执拗，实打实推掉了2000多万元的收入。在那个年代，2000万是什么概念？足以买下北京三四套别墅，换来十几年的无忧生活。 但李保田不为所动。他说：“一个演员，靠作品说话，不靠广告圈钱。若干年后，我希望人们记得我是演过好戏的人，不是哪个药的代言人。” 有剧本送上门，他一定要亲自读完，哪怕是五十集的长剧，也要逐字逐句看完；有角色找他出演，他不只看重片酬，而是看人物是否立得住，是否值得自己沉下心来演绎。 在拍摄《神医喜来乐》时，有场戏要他翻窗。他当时年近六十，却坚持不用替身，亲自完成。他说：“如果我都怕这个怕那个，观众凭什么相信我演的是‘神医’？” 他拍戏从不敷衍，从不抢戏，也从不迎合。他常说：“演员不能太聪明，太会算计的人演不了真戏。” 这份耿直，偶尔也会让人头疼。他不肯拍不合心意的戏，也不愿参与商业包装。某导演曾吐槽：“李保田太轴，有时一句台词要反复推敲十几遍，和他合作很累。” 在拍《葛老爷子》时，为了贴合角色形象，他硬是把自己的头发一遍遍漂染成银白色。那可是工业级染剂，不是现在这类温和产品。 结果，拍完戏他发现，头皮像被烧灼了一样，毛囊坏死，大把大把掉头发。别人劝他用假发、用化妆替代，他却摇头：“演员不能怕吃亏，怕疼还演啥戏？” 更让人敬佩的，是他74岁时还在拍《寻汉计》。那场戏需要他摔在水泥地上，剧组早早就安排好了替身。 可李保田坚持亲自上：“一看就能看出来是不是替身，观众又不傻。”导演劝他：“李老师，您年纪大了，真摔坏了我们担不起。” 他只说了句：“戏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镜头一响，他毫不犹豫地往地上一扑，重重地摔下去，那一声响，把全剧组都吓得直哆嗦。 拍完后，助理扶着他，他咬着牙说：“疼是真疼，但镜头也是真实。” 可真正让整个行业震动的，还是他跟《钦差大臣》的那场官司。 这部剧原本是30集，剧情紧凑，节奏合理。可制片方临时要求“注水”，加到33集，好多镜头拉长，甚至要李保田临时拍些没头没尾的过场戏来填时间。 他一看剧本，脸就拉下来了：“这是骗观众的时间，也是在糟蹋我们演员的劳动。” 他多次与剧组沟通无果，最后干脆一纸诉状，把制片方告上法庭。他在法庭上说的那句话，至今仍让人印象深刻：“老百姓连注水肉都不吃了，怎么还得忍着看注水剧？” 这句话，掷地有声，也让他赢得了胜诉。不仅拿到了违约赔偿，还为国产剧开了个先河：演员也有权利抵制“注水”。 但这场硬仗也带来了代价。事后，十几家影视公司联合抵制他，几乎没有人再敢找他演戏。他的戏路因此断了一大半，收入也大不如前。 可李保田一点不后悔。他说：“要是为了赚钱就，那我当初就接广告了。戏可以疯魔，但人得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