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冬，韩先楚看到老家红安的老乡们，都穿着破旧的衣服勉强御寒，电话拿起来就一句话：“传我命令，马上调五万件军大衣送回红安。”他下完命令，眼圈红了，转头看秘书：“从我工资里扣，我死了以后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子子孙孙地扣下去！”

这句话，不是戏言，不是口号，是一个从红安泥巴地里爬出来的开国上将，对家乡父老最朴素的承诺，是用一辈子也还不完的情债。

红安，大别山南麓这个小地方，名气大得很。

董必武、李先念，还有两百多位将军，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韩先楚的家，就在这片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

韩先楚的命，是苦水里泡大的。三岁没了娘，爹身子骨弱，干不了重活。

比他大九岁的姐姐韩先明，自己还是个五岁的娃娃，就被送去当了童养媳。

一个小姑娘，在婆家看人脸色过日子，自己都顾不好，还得拼了命拉扯弟弟。

为了让婆家少给弟弟白眼，姐姐白天黑夜地干活，手磨烂了，腰累弯了，眼泪只能往肚里咽。

韩先楚记不清亲娘的模样，但姐姐那双粗糙却无比温暖的手，成了他童年最深的印记。

他后来总说，是姐姐用她自己的苦命，换了他一条活路。

八岁那年，看着姐姐实在撑不住了，韩先楚倔强地回到爹身边。

小小的肩膀，学着挑水、做饭。

爹走不动路，他就拿起针线学着缝补浆洗。

没过几年，爹也走了，他彻底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

为了活命，去给地主家放牛。天不亮就得起来，天黑了才能回，肚子还总是空的。

那时候他想不明白，为啥穷人累死累活，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直到黄麻起义的消息传来，“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心里的迷雾：不是咱命苦，是这世道不公！

十六岁，他攥紧拳头加入了农民协会，当上了童子团团长。

虽说就是带着一群半大孩子站岗放哨，可他心里头，第一次亮堂堂的，有了盼头，觉得这苦日子，能到头了！

十七岁那年，他招呼上村里十几个同样不甘心的年轻小伙：“走！跟我当红军去！咱不能再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了！”

一群人揣着几个硬邦邦的窝窝头，一路走到湖北孝感，加入了红军游击队。

这一步迈出去，就再没回头，一头扎进了枪林弹雨。

在战场上，韩先楚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当排长，他冲在最前头；当了连长、营长，还是改不了那个习惯，端着枪第一个跳出战壕。

1934年冬天，红25军要撤离大别山，他当时是连长，正举着驳壳枪高喊“跟我上”，弯腰换弹夹的瞬间，“嗖”的一声，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臂。

血哗哗地流，他咬着牙硬挺着指挥，直到晕倒在阵地上。

命是捡回来了，可左手从此再也伸不直了。

后来在陕北打套筒塬，他已经是团长了。

冲锋时，一颗子弹擦着头皮飞过，血糊住了眼睛，他抹把脸，照样往前冲，结果被炸弹震晕在死人堆里。

卫生员打扫战场时，摸着他还有口气，赶紧抬走，再晚一步，他就和牺牲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了。

最悬的一次是在长征路上，他扔出去的手榴弹，鬼使神差地顺着斜坡滚了回来，导火索“滋滋”冒着火星。他想捡起来再扔，根本来不及了。

他闭眼等死，等了半天没动静，睁眼一看，是颗哑弹！又捡回一条命。

枪林弹雨，九死一生，韩先楚眉头都没皱一下。可看到家乡人受苦，他的心，比挨枪子儿还疼，疼得钻心。

1981年那个冬天，他回到魂牵梦萦的红安。

大雪纷飞，车子刚进县城，路边老乡的身影就刺痛了他的眼：缩着脖子，穿着打满补丁的单薄衣裳，在寒风里冻得直跺脚。

这一幕，瞬间让这位铁骨铮铮的老将军眼圈通红。

他猛地转身，对秘书斩钉截铁地说：“快！联系部队！调五万件军大衣来！要快！”秘书面露难色：“首长，这经费……”话没说完就被他打断：“经费的事你别操心！没地方开支，就从我工资里扣！一个月扣不够，就扣一年！我这辈子扣不完，我死了以后扣我儿子的、扣我孙子的！子子孙孙扣下去！总能还清！”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红安这块土地，为革命流了多少血？当年黄麻起义，全县男女老少齐上阵，送粮送水，抬担架，当向导。

红军长征、打鬼子、解放全中国，红安走出了十四万子弟兵啊！最后能活着回来的，有几个？这些事，像烙印一样刻在韩先楚心里。

他总觉得自己能活着看到新中国，是替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乡亲们看的。

现在日子好了，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老家的亲人还在挨冻受穷？

韩先楚将军这一生，在战场上威名赫赫，人称“旋风司令”。在东北打国民党那会儿，他带的部队真像一阵风，神出鬼没，说打就打，说走就走。

鞍海战役连下鞍山、海城，新开岭战役干净利落地吃掉了号称“千里驹”的国民党二十五师，打得敌人闻风丧胆。

后来打海南岛，别人都觉得用木帆船渡海是送死，太冒险。

他偏不信邪，硬是带着部队，乘着木船，顶着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海南岛。赫赫战功，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