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的通房丫鬟，其实就是主子行房时候的工具，一整晚都得守在床边，主子需要时，得赶紧递汗巾，点安神香，手脚麻溜地帮忙宽衣解带。天还没亮，就得去倒夜壶，大冷天里，手指冻得发紫，还得去搓洗衣服。 古代的丫鬟已经就够可怜、够低微了，而同房丫鬟那简直就是有钱人家的工具。 通房丫鬟，“通房”，指她睡觉只能挨着主人卧室，甚至仅以一帘或一板相隔，确保随叫随到。 “丫鬟”，则点明了她卑微的奴仆身份。 她们通常是女主人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侍女，是“陪嫁”的一部分。 能成为通房，某种程度上是普通丫鬟眼中的“晋升”，意味着更少干粗活重活，穿戴上也可能略好一些。 然而，这看似“体面”的背后，人生却更为艰难。 她们从七八岁的女童被卖入大户人家的那一刻起，终身的所有权归主家所有。 她们的人生自有只能凭借一张契约，决定了她们非人的命运。 她们甚至没有名字，只有主家随意赐予的代号。 在等级森严的丫鬟世界里，通房丫鬟也就比于那些天不亮就要在冰水里浣衣、双手冻得如胡萝卜般红肿的粗使丫鬟好一点。 毕竟，她们是女主人的“自己人”，知晓女主人的私密习惯，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指挥其他下人。 但这种“亲近”，也让她们时时刻刻都得提心吊胆。 女主人的心情好坏，甚至决定她们的生活。 更残酷的是，她们的身体，也成了主家财产的一部分。 当女主人身体不适或孕期无法侍奉丈夫时，通房丫鬟便会被推上前去，代替女主人履行“义务”。 这种“替代”，无关情爱，只是替代，完成自己的任务。 更悲惨的如《清稗类钞》所载，通州马举人家的通房丫头秋菊，怀胎五月，被妒忌的主母强行灌下堕胎药，最终血崩惨死。 她的生命，轻贱如蝼蚁。 而明代小说《醒世姻缘传》里，程少爷屋里的针线丫头春莺，十四岁便被收房，成了通房丫鬟。 在江南富户内宅的新婚之夜，新郎带着酒意，拥着新娘步入内室。 就在这最私密的时刻，新娘子从娘家带来的贴身丫鬟，春莺。攥着一条白汗巾，站在了床前。 她必须整夜守在这里，随时准备伺候主子行房时的任何需求。 新郎累的出汗了，她还要递上擦汗的帕子，点燃助兴的安神香。 甚至在新郎劳累的时候，连新娘的衣带也得同房丫鬟脱掉。 帐内春宵一刻，偶尔传出喘息和低语，帐外，春莺只能站着。 她能清晰地听到锦被的摩擦声，感受到暧昧，却必须将自己所有的感官和羞耻感全部忍住。 这，就是通房丫鬟的宿命。 而通房丫鬟的日常，是天色未明，春莺就必须起身忍着恶心，去倒掉主人房内的夜壶。 大冬天，她还要受冻去立刻搓洗主人换下的、沾染着污秽的贴身衣物。 白天，她为主人梳头更衣，端茶递水，管理琐事。 夜晚的“值夜”，她必须像影子一样守在主人卧房外或隔间里，随时准备伺候。 帐内的任何动静，对她而言都是煎熬。 她存在的意义，似乎就是为了见证和伺候主人的私密生活。 偶尔，男主人随意的看她几眼，但这绝非幸运，那可能意味着侵犯，或是女主人的猜忌与怒火。 她们如同行走在刀尖之上，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清代徽州汪家的家法簿上，冰冷地记录着“侍女小翠误碎茶瓯，责手板二十”。 一个茶杯的碎了，便能换来皮开肉绽的酷刑。 对于通房丫鬟而言，她们的“过错”定义更为宽泛，惩罚也更为随意和残酷。 这种制度得以维系千年的根基，是封建社会“天地君亲师”的纲常伦理和严苛的等级制度。 在主人眼中，丫鬟，尤其是通房丫鬟，她们是“物”，是“奴”。 官府的法律，《大清律例》，明确站在主家一边，视奴婢为“贱民”，规定逃奴要“杖八十，面上刺字送还原主”。 即便到了晚清，光绪三十一年的《大清新刑律》首次提出“良贱同罪”，宣统元年更是正式废除奴婢制度。 上海《申报》也曾报道松江府当堂撕毁卖身契、释放丫鬟的新闻，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些法令往往流于一纸空文。 丫鬟们真正的曙光，要等到民国初年。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明确宣告：“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才从法理上彻底否定了人身依附关系。 如今，当我们走进山西王家大院，或许还能看到那紧挨着婚床的“通房丫鬟卧榻”。 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像春莺、秋菊、小翠，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名字都未能留下，只在家法簿、刑案档案或地方志里，以“某氏婢”、“某府丫鬟”的符号草草带过。 通房丫鬟的“特殊”身份，恰恰最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即使是最亲密的身体接触，也无法跨越那堵名为“尊卑”的高墙。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客户端——古代官宦富贾家,满院的丫鬟每天都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