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用词不妥，改为“倭酋”得体！ 8月初，一场看似“微不足道”的用词风波在中文网络空间引发激烈争议。 起因是某主流媒体在报道日本高层动态时继续沿用“天皇”一词，引发大量网民不满，纷纷质疑：“为何我们还要用他们自封的尊号？” 一时间，“倭酋”“倭王”等历史称谓频频登上热搜。乍看只是语言小事，实则背后暗藏深刻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的碰撞。 称谓，从来不是中性的存在。特别是在中日关系这样历史包袱沉重的语境中，一词一义，牵动情绪神经，影响舆论走向，甚至折射国家立场。 而“天皇”一词的使用，正是一次关于历史叙事权、文化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激烈博弈。早在汉代，《汉书·地理志》就明确记载日本为“倭”，其统治者被称为“倭王”。 《后汉书·东夷列传》更详细记述了“倭奴国奉贡朝贺”的史实。这些称谓不仅是当时中原政权对日本的外交定位，更体现出历史上的等级秩序。 而“天皇”一词首次出现于日本史书《日本书纪》，是在隋唐时期，借助当时中日交好的外交窗口，日本主动试图抬高自身地位，企图与中原称帝者“平起平坐”。 但中国官方从未承认日本“天皇”具有与中国“皇帝”相等的地位。唐代《旧唐书》《新唐书》中对日本君主仍称“倭王”或“日本国王”，而不是“天皇”。 称谓变迁背后，是日本一以贯之的历史野心与文化操弄。到了近现代，明治维新后，日本通过国家机器对“天皇”制度进行了系统“神化”工程，将其塑造成“现人神”，以此为核心推动军国主义扩张。 1931年至1945年间，“天皇”作为战争最高统帅，亲自签署侵华战争的调动命令。即使战后美国占领当局为了稳定政局保留“天皇”制度，其象征意义依然未被清空。 正因此，“天皇”这个词在中国语境下从不只是一个普通称谓，它是日本殖民侵略的象征，是731部队人体实验的签发者，是南京大屠杀下令者的背后合法性来源。 今天继续不加批判地沿用这一称谓，无异于对历史的遗忘，甚至是对加害者的“神格延续”。近几年，随着民族认同感的高涨与历史教育的深化，中国民间已逐渐形成更强烈的历史正义意识。 在网络舆论场上，“倭酋”一词的使用并非一时情绪宣泄，而是一种符号层面的反抗。它拒绝接受侵略者以自封尊号继续在中文语境中“站着说话”，而是以历史真实为锚点，还原其本来面目。 面对这一趋势，日方媒体与右翼势力迅速做出反应，指责中文网络“侮辱日本国家元首”，甚至有部分“精日”群体在社交平台上为“天皇”辩护，称“尊重对方称谓是文明表现”。 这类言论看似理性，实则混淆历史与现实、混淆加害与受害、混淆认知与立场。尊重从来不是单向的。 一个从未为侵略战争真正道歉、从未对慰安妇制度承担法律责任、从未对731部队的罪行彻底公开的国家，其所谓“国家元首”根本不配在中文世界中享有“尊称”待遇。 称其为“倭酋”，既是对历史的还原，也是对民族尊严的捍卫。尤其在文化产品和公共叙事中，称谓的精准使用具有更高的重要性。 影视作品如《金陵十三钗》《731》不只是艺术创作，它们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历史记忆。如果我们在语言上退让一步，就可能在叙事层面丧失主动权。 称谓的选择，本质上是叙事权的选择，是认知主导权的争夺。不仅如此，国际舆论场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德国总统每年在波兰、俄罗斯纪念仪式上亲自忏悔，称纳粹为“德国罪行”，从不回避“元首”二字的历史罪责。 而日本却始终试图将“天皇”从战争责任中摘出，甚至有人鼓吹“天皇是和平象征”，这无疑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挑衅。东京审判留下的最大遗憾，正是在于未能彻底追究“天皇”本人的战争责任。 战后，美国为冷战需要有意“神龛化”天皇制度，以换取日本对苏防线的合作。正因为如此，今天的“天皇”依然以“象征”的名义存在，其历史责任就这样被包装、粉饰、漂白。 而我们，不能也不该在语言上成为这一历史漂白工程的共谋者。说白了，“倭酋”之称，不是辱骂，不是情绪化，而是历史的针砭，是对虚伪叙事的针锋相对。 它提醒我们：历史不是过去的事，而是现在的镜子。在这个信息传播高度扁平化的时代，每一个字的使用都在重塑认知，每一个称谓的坚持都是一次历史立场的表达。 如果今天我们还在用“天皇”二字轻描淡写地称呼昔日侵华元凶的继承者，那明天我们又该如何向后代解释1937的硝烟、1945的废墟？言语之中有立场，称谓背后见真心。 在这个意义上，“倭酋”并非激进之词，而是最基本的历史尊重。历史不能被遗忘，称谓不能被偷换。 在面对充满修正主义倾向的日方叙事攻势时，中国人有权利也有义务，拒绝被动接受、主动命名。正视历史，不是复仇，而是自尊。 命名真相，不是仇恨，而是清醒。从“天皇”到“倭酋”，不过是一次迟到的语言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