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要送老蒋回南京，临行前，张把东北军交到了于学忠手上，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要送老蒋回南京，临行前，张把东北军交到了于学忠手上，于既不是东北人，也非东北嫡系将领，他凭啥领受如此大任呢？于学忠出生于1890年，字孝侯，山东蓬莱人，陆军二级上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名鼎鼎的名将。他以品行端正、忠义两全著称，不仅军事才能突出，还深得多方赏识。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卫左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以第一名的成绩脱颖而出，与徐永昌并称为同窗中的佼佼者。他的军事生涯从北洋时期起步。他跟随直系军阀吴佩孚，从炮兵营长一路晋升至第九军军长，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军事才华。吴佩孚称得上他的伯乐，而于学忠对吴佩孚的忠诚与才干也使得两人关系紧密。然而，他后来选择加入张作霖的奉军，这一决定缘于他父亲与张作霖的故交。张作霖对他的到来极为欣喜，并任命他为奉系第20军军长，从此成为张学良的得力干将。在张学良的评价中，于学忠一直是不可或缺的左右手。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赴欧美考察时，将东北军的大权交给了他。在西安事变中，于学忠曾试图劝阻张学良冒险护送蒋介石离开，认为应该全力以赴到底。然而张学良执意而行，随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涯。张学良的信任让于学忠承担起了守护东北军的重任。面对蒋介石的分化和日军的侵略，于学忠多次请求释放张学良，却未能如愿。他谨记张学良的嘱托，始终努力照顾东北难民，守护华北，顶住日军的进攻。东北军的四分五裂让他孤力难支，但他依然尽力维持局面。张学良晚年回忆，曾有人质疑于学忠的忠诚，但张学良坚定地认为，于学忠是唯一能够收拾东北军残局的人。这样的信任贯穿了他们的关系始终，足见于学忠的为人和能力。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和平方式解决。这场由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兵谏＂，虽然最终达到了促使国民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但对于张学良个人而言，却走上了一条与预期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在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之前，张学良面临着一个重大决策：如何处置手中的二十多万东北军。这支由东北流亡军人组成的部队，不仅是张学良的军事基础，更承载着无数东北军民的希望。经过深思熟虑，张学良最终选择将这支军队交到了于学忠手中。这个决定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于学忠虽然担任过河北省主席、平津卫戍司令等要职，但他既不是东北人，也不属于东北军的嫡系将领。在外人看来，张学良此举颇为令人费解。要知道，东北军中不乏资历深厚的将领，比如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等人，他们都是跟随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多年的老部下。更让人不解的是，当时于学忠正在甘肃任省主席，与东北军主力的驻地陕西相距甚远。这种地理上的阻隔，无疑会给军队的统一指挥带来诸多不便。而且，由于《何梅协定》的影响，于学忠此前已经被迫离开了河北省主席的位置，其政治处境也并不十分有利。然而，张学良的这个决定并非无的放矢。在此之前的1933年，当张学良因热河事件被迫下野赴欧时，他就曾将约17万东北军交由于学忠统领。这支部队包括了张学良的警卫师在内的精锐力量，远超过其他将领所部的总和。这样的重托，显然不会是临时起意。于学忠因与共产党逐渐加深友好往来，逐渐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1943年夏，蒋介石命令于学忠率部出鲁，由第92军军长李仙洲接替防务。于学忠在接到命令后，没有与李仙洲接洽，而是迅速率领四个师进入皖北。此举不仅没有受到八路军的截击，还得到了民众送鞋欢送的场面。这一决定使八路军集中力量抗日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而李仙洲的入鲁计划则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彻底失败。1938年，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他刚抵达鲁南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派人送来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于学忠听取秘书郭维城的解读后，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极为赞赏，认为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他在驻军期间，亲自拜访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两人对抗日问题达成高度共识。后来，张经武回访时，于学忠还特别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表达敬意。于学忠在鲁南期间，积极推动联共抗日，深受当地民众拥护。他直接领导的51军内秘密建立了中共党组织，这些党员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对此，于学忠十分满意，直言部队的素质得到了显著提高。对于张学良的个人财产，于学忠一直保护到解放后。他特意请示周恩来如何处理，周恩来建议他自行安排。最终，他通过法院将这些财产分配给张学良的亲属，而他自己分文未取。他对张学良的感情深厚，不仅维护其利益，还珍藏着两件来自张学良的宝物。一件是“盖西北”战马，这匹马速度极快，于学忠常说见到它就能想起与张学良的深厚友谊。另一件是宝剑，这把剑原为蒋介石赠送张学良，以表谢意，后经辗转托人送到于学忠手中。剑上刻有“西安事变不该把手忍”九字，于学忠对此深刻领会，视为珍宝，轻易不让人观看，并用以自励不畏权势，保持晚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