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青海马家军残部在投降前，曾向解放军第2师的师长王尚荣提出过一些条件，王尚荣师长反驳道：“你们已经溃不成军，还有什么资格讲条作！投降可以保证生命财产安全，不投降就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何去何从，你们必须立即作出抉择。”

兰州战役于1949年8月26日落下帷幕，解放军的胜利旗帜在这座西北重镇高高飘扬，国民党的青海马家军主力在这场关键战役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看到大势已去，马继援和马步銮选择了仓皇出逃，临行前，他们下令部队解散，战马改成耕马，武器埋藏地下，潜藏力量，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丢下了群龙无首的庞大队伍，两人乘飞机匆匆离去。

这个军的高层核心一跑，剩下的大批部队立刻陷入混乱，在副军长赵遂等人的勉强带领下，这些残兵败将，如同惊弓之鸟，仓促逃回了青海的老巢。

然而，回到“家”的喘息之机极为短暂。解放军快速西进、直逼西宁的消息，如同乌云般压向这些惊魂未定的马家军高级将领，他们被迫再次聚集，在沉重的气氛中商讨这支残兵的出路。

会场里一片死寂，赵遂率先开口，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飞的已经飞了，我们这些飞不掉的，接下来该怎么办大家都说说吧。”

然而，他的话并没有激起讨论的涟漪。军官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没有人愿意第一个站出来说话。

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迷茫和恐惧，过了许久，时任第100师上校参谋长的马元庆才站出来，他语气沉重，分析得也很实际：“我的想法是，向解放军投诚，人家领头儿的都跑了，我们还能硬撑什么？”

马元庆的话说出了残酷的现实，戳中了在场大多数人的想法，大家都清楚，与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然而，对清算的恐惧，尤其是历史上河西走廊事件可能带来的报复，像巨石一样压在心头，让他们迟迟下不了投诚的决心。

怀着能拖一时是一时的侥幸心理，这支残部从相对靠近西宁的地方，再次退缩，撤到了更偏远的上五庄和三角城一带，试图观望局势是否会出现奇迹般的转机。

仅仅短短十天后，解放军的快速部队就兵临西宁，9月5日，解放军第2师的第5团作为先头部队，昂首开进了青海省会西宁。

次日，更加强大的第1军主力和第2军第5师也顺利抵达，此时，整个青海境内，残存的马家军成建制部队，满打满算已不足三千人，完全被分割包围在几个孤立的地点。

就在这些人蜷缩在上五庄彷徨无措时，解放军的联络代表主动找上门来，传达了明确的指令，要求马家军残部立即放下武器投降，并告知他们西宁已经解放，解放大军即将接收整个青海。

内外交困，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了，赵遂最终认清了现实，苦涩地叹息道：“向共产党投降，最怕的就是他们算河西的老账，现在我们只能写信表态投降，只希望他们能宽恕我们这些人。”

抱着最后一丝保全性命的期望，赵遂委派马文鼎和马元庆作为代表，前往已经被解放军控制的西宁进行谈判。

马文鼎心中忐忑，为了给残部争取一线“面子”，也为了自身地位考虑，他试探性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部队能按照“起义”的性质来投诚。

然而，他的试探立刻遭到了时任解放军第2师师长王尚荣的严词拒绝，王师长态度强硬，当场驳斥道：“你们溃不成军，已成案板鱼肉，还有什么资格讨价还价讲条件，愿意投降，可以保证生命安全和个人财产安全。”

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无懈可击的道理，马文鼎顿时语塞，他深知己方已无任何谈判的资本，不敢也无力再坚持所谓的“起义”名分。

事实上，解放军对放下武器的敌军官兵，历来执行的是明确的优待政策，这与后来网上某些别有用心的传言所说的“不接受投降”完全相反。

在解决了马家军残部的投降问题后，一项具体的政策在青海落地执行，凡是主动向解放军交出武器的马家军人员，无论官阶高低，也不论交出的是机枪、卡宾枪、步枪还是马刀，都能领取3块银元作为路费遣散回家。

这个举措旨在鼓励残兵败将们放下武装，安心回归社会吗，甚至有些士兵为了多领点钱，交上了一些破旧的、几乎无法使用的武器，解放军方面也依然信守承诺，按照事先公布的标准发放了银元，没有打丝毫折扣。

赵遂等人的犹豫彷徨，最终被无情的现实碾碎，王尚荣师长的严正警告，清晰划出了生与死的界限。

而后续解放军在青海执行的具体遣散政策，则以其实际行动印证了政策的严肃性，银元换武器的细节，军官获得保全的事实，都明明白白地戳破了后世关于“不接受投降”的无稽谣言。

这段历史启示深刻：在历史大潮面前，明智的选择是顺应大势，放下无谓的抵抗和幻想。而真正的力量，不仅在于战场上的所向披靡，更在于胜利之后的纪律严明和承诺如山，这才是赢得人心、巩固胜利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