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作家沉樱正怀3胎，得知丈夫把全部家当3万块，拿去给戏子赎身。她不哭不闹，留下字条，丈夫却怒吼：“拿孩子来要挟我？我可以再生！”

山东潍县陈家大院里，有个叫陈瑛的女娃打小就爱捧着书看，这闺女生在1907年，家里长辈都是读书人，祖父当过清朝学官，父亲在洋学堂念过新式学问。

那时候满大街还飘着长辫子，陈家老爹倒开明得很，给闺女放脚送学堂，这事儿在当年可是新鲜得很。

陈瑛十岁那年跟着全家搬到济南城，进了省立女子中学念书，教国文的顾随先生是个北大毕业的年轻人，课堂上既讲古诗词，又说鲁迅周作人的新文章。

这姑娘像块海绵似的，把中外文学的好东西都吸进肚子里，放假回潍县老家，她能把《红楼梦》整本整本背给表姊妹听，街坊都说陈家出了个女秀才。

二十岁出头的年纪，陈瑛考进上海大学中文系，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沉樱"。

这名字有讲究，"沉"是陈家姓氏的谐音，"樱"是惦记着周氏兄弟翻译的日本文学。

那时候复旦大学剧社排话剧《女店主》，非要找个会说标准官话的女学生当主角，沉樱就这么被老师推荐去了。

在戏台上认识了戏剧家马彦祥，两个年轻人排着排着戏就走到一块儿了。

1929年两人在西湖边结婚，茅盾还在杂志上夸沉樱写的小说《回家》有诗意，文坛新星眼看着要升起。

可这桩才子佳人的婚姻没撑过三年，马彦祥跟着戏班子到处跑，沉樱在北平教书带孩子，日子过着过着就变了味。

1934年离婚那会儿，沉樱抱着两岁女儿头也不回地搬出家门，后来有人问起这段往事，她只说："过日子就像写小说，开头热闹不见得能收好尾。"

单亲妈妈的日子不好过，沉樱白天在中学教书，晚上就着煤油灯写小说。

这时候她遇上了北大教授梁宗岱，这男人顶着"中国拜伦"的名头，刚从法国留学回来。

梁宗岱为了娶沉樱，愣是跑回广西老家跟原配打离婚官司，1935年两人东渡日本，在叶山海边租了间小木屋，沉樱在这段时间写出了小说集《一个女作家》，梁宗岱也翻译了不少法国诗歌。

抗战爆发后全家逃难到重庆，梁宗岱在复旦大学当教授，沉樱又生了两个闺女，眼看着日子要安稳下来，1942年冬天出了大变故。梁宗岱去广西探亲，迷上了唱粤剧的甘少苏。

这戏子当时正被地头蛇纠缠，梁教授一掷千金，把家里攒的三万块积蓄全拿去给人赎身了。

沉樱挺着八个月肚子在重庆等丈夫回家，等来的是一封说要娶二房的家书。

她把三个闺女叫到跟前，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就搬去了朋友家。

临走前留了张字条："孩子我带走，你好自为之。"

后来梁宗岱追到住处，拍着桌子吼："拿孩子要挟我？大不了再生！"这话像盆冰水浇透了沉樱的心。

离婚后的日子过得艰难，沉樱带着仨孩子住教员宿舍，靠微薄薪水过活。

大女儿梁思薇记得，有年中秋节买不起月饼，妈妈带着她们在嘉陵江边捡鹅卵石，说这是"月亮的碎片"。

即便如此，沉樱还是咬牙供孩子们念书，自己接翻译活儿补贴家用，她最得意的是译完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自己掏钱印了五百本，没想到在台湾卖得洛阳纸贵。

1948年跟着学校迁到台湾，沉樱在苗栗中学教国文。

有回批改作文看到学生写"母亲是世上最苦的人"，她红着眼圈在评语里添了句："苦中作乐方是真本事。"

后来台北女中请她当老师，有同事劝她改嫁，她摆手笑道："我这辈子嫁过才子，养大三个大学生，够本了。"

七十年代孩子们在美国成家立业，沉樱跟着去养老，1982年春天她悄悄回大陆探亲，在北京见了巴金、卞之琳这些老朋友。

有人问她想不想落叶归根，老太太摸着什刹海的柳树说："根在心里，走到哪儿都带着。"

1988年清明刚过，八十一岁的沉樱在美国疗养院咽了气，女儿按她遗嘱把骨灰送回北京，葬在了西山脚下。

要说这女人这辈子，就像她笔下那些女主角，经历过五四新思潮的冲击，受过西洋文学的熏陶，在爱情里摔过跟头，又在时代浪潮里站稳脚跟。

她翻译的茨威格小说至今还在再版，台北图书馆里还能翻到她当年自费印的散文集。

老邻居回忆说，沉樱晚年最爱念叨的话是："女人这辈子，最要紧是活出自己的人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