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30日，新四军特务营营长叶道志被以叛逃罪执行枪决，叶道志被枪决前夕，他的战友陶勇曾多次向新四军军部求情，但依然没能阻止他被枪决的事情。

1938年夏天，新四军刚刚扎根皖南不久，云岭山脚下的营房里，军纪比子弹还硬。 那时候部队正紧锣密鼓整编，一边要应对日军进攻，一边还要调整南北红军体系内部的人员配置。 说实话，一切都在摇晃当中。 就在这个风头上，一个名叫叶道志的特务营营长，被以“叛逃”罪名枪决。 这事当年没多少人敢细说，但留下的余波，一直震荡到今天。 叶道志不是无名小卒。 他出身红四方面军，是从长征一路走下来的硬骨头。 当年打反围剿的时候，黄安、潢光、苏家埠几场血战，他都没掉过队，甚至还捉过敌将。 他做过红军师长，在延安也算“有头有脸”。 但就是这么一个人，被调来新四军后，只能屈身当一个营长，还是搞警戒、杂务的特务营，不是主战部队，说白了，连个冲锋的机会都没有。 这职位落差，不是一个人能消化得了的。 这种情况在当时不是个例。 当年很多四方面军干部南调新四军，几乎都“降了一级”，不是支队副参谋长，就是团参谋，干的活多，权力却少。 有人背地里就讲，调到八路军是提拔，调到新四军是贬谪。 这话不好听，但也不是空穴来风。 新四军的基层兵，多是南方人，福建、江西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战斗力不差，就是语言方言太重，沟通起来费劲。 北方调来的干部，尤其搞思想政治的，张口是普通话，底下兵听得一头雾水。 叶道志的湖北口音，在福建兵耳朵里，就是“听天书”。 光语言问题还不算啥，主要是“水土不服”后面还跟着“心结”。 原来带着一支队伍打天下的老红军干部，调来之后连个整编权都没有，日常还得受人指点。 那种心里的委屈，不是说喝两杯就能解的。 所以叶道志他们仨，徐长胜、陈五和，一起在镇上小酒馆喝闷酒的时候，话就多了。 他们都不到三十岁，打仗拼命的时候是小伙子，现在一夜之间成了“多余的人”，一腔郁气无处发。 酒过三巡，话说出口，决定也就拍了板。 他们不是想叛逃，说白了，是想“回延安”。 他们觉得，在那儿能干实事，也有老上级熟人，起码不会天天受冷落。 走的时候，他们还挺“讲理”。 陈五和留了张纸条：“我们去延安了。” 可这点情分，在军纪面前，一文不值。 叶挺听说这事，当场拍桌子，下命令：带枪出走，拒捕格杀。 那时候的红军，有个铁规矩，逃兵不杀部队就散了。 1933年苏区就定了规矩，组织逃跑，按律枪决。 军纪就是这么硬。 即便你不是敌人，但你动摇军心了，就是出大事。 追兵很快就追上了，几个人喝了酒，走的是大路，一点也不避人。 徐长胜最冲，硬顶着不肯回头，结果被一枪打倒在地。 叶道志反应慢，被活捉。 陈五和跑得快，逃进山里，最后真逃到了延安。 到了延安，他改名叫陈康，接受了组织教育，还留在部队，后来在解放战争里也打了不少仗，最后评了中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拐个弯，命运就彻底不一样。 叶道志被抓回来的时候，没人给他辩解的机会。 陶勇去军部求情，说叶是老红军，有战功，不是叛徒，是一时想不开。 求情的话说了三天，连身家性命都押上了。 可叶挺不松口。 他说一句话传开了：“谁能证明他不是叛逃？” 这话一出口，就是死局。 当时项英不在，去了延安开会，叶挺一人做主。 按程序，新四军名义上归属国民党第三战区，要报顾祝同批准。 批文很快下来了，没等延安的回信。 1938年8月30日，叶道志被枪毙，年仅28岁。 这个“28岁”在历史里听着平淡，但背后是命运的陡转。 一个师长，变成营长，再到囚犯，只用了不到一年。 而这个决定，不光砍断了一条命，也让红军内部的“系统整合”裂开了一道口子。 项英从延安回来之后，得知这事，震惊得说不出话。 据说从那之后，他跟叶挺的关系再没回到从前。 不是因为私情，而是他觉得叶挺太强势，不留余地。 事后这事在军中很快就被“处理”成了一个“以儆效尤”的案例，没有追责，没有通报，甚至没公开讨论。 很多老红军听说后，只叹一声气，谁也不敢多说。 但在心里，这是一根刺。 在部队里，人情是有的，规矩也是有的，可一旦两者相撞，很多时候，人只能被规矩压倒。 四十多年以后，1983年，中共中央正式为叶道志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 他的家人终于得到了一个说法。 他的战友，也终于敢在纪念会上提他的名字，不再避讳。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但在这件事里，写历史的人未必轻松。 对叶挺来说，这一枪让军纪立住了，也让他背负了一生的沉重。 对四方面军出身的那批南调干部来说，这一枪是警告，也是分界。 那之后，很多人更谨慎、更收敛，也更明白了组织和现实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多么难以拿捏。 如果说叶道志之死，是军纪下的牺牲，那也是融合过程里的一道裂纹。 在统一战线、系统整编、南北军队合编的大背景下，所有人都在寻找平衡，只是有的人再也没有机会等到那个“平衡”被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