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蒋介石去上海视察，三个老侍卫长钱大钧、宣铁吾、俞济时负责保卫。事前一无所知的戴笠，大为惊恐，这明显是对军统的不信任。 当老蒋的专机降落后，三个陪同的身影格外醒目，他们是：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钱大钧、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侍卫长俞济时。 钱大钧、宣铁吾在之前都当过老蒋的侍卫长，再加上现任的俞济时，三个侍卫长全程陪同，可见老蒋对这次上海之行的安保，是相当注意的。 彼时，军统局代局长戴笠正在北平处理抗战胜利后的肃奸工作，听到这个消息后如坠冰窟。 戴笠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场刻意绕开军统的保卫安排，正是老蒋发出的无声警告。这场看似偶然的权力博弈，实则是自抗战后期，蒋、戴关系演变的结果，背后藏着一段关于信任与猜忌、倚重与制衡的复杂往事。 1938年，老蒋改组特务机构，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局”，戴笠以副局长的身份，实际主持事务。 军统成立后，在老蒋的支持、戴笠的运作下，发展势头很猛。到了抗战中、后期，军统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这个特务机构不仅掌控着遍布各地的情报系统，还拥有外围武装力量 “忠义救国军”，巅峰时期兵力达十几万之众。 此外，军统通过各种秘密手段掌控资源，甚至在某些区域实际行使管辖权。戴笠的个人声望也水涨船高，在军统内部被称为 “戴老板”，指令具有绝对权威。 然而权力的过度扩张必然引发警觉。深谙权术之道的老蒋，最忌惮的就是下属势力坐大威胁自身统治。 尽管戴笠始终在老蒋面前唯唯诺诺，任打任骂，很是恭顺，但其掌控的庞大特务机器已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 老蒋逐渐意识到，军统的无序发展已构成潜在威胁。 抗战胜利后，老蒋对军统的态度开始发生显著转变，从抗战时期的倚重逐渐转向刻意制衡。 而与此同时，特务机构的存在与活动也遭遇舆论广泛质疑。即便是国民党内部，支持裁撤、削弱军统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国民党元老何应钦、老蒋的心腹陈诚，都主张改组军统，不要让“军统”这个名字再出现。 于是，老蒋有计划地削弱军统权限，一方面将改组军统，纳入议事日程，另一方面，着手扶持其他机构以制衡军统。 此外，老蒋大力强化近身侍卫力量，扩充侍卫总队规模，提升装备水平与人员素质，使其能承担更多安保职责，从而减少对军统的依赖。 1946年初的上海视察事件，正是这种权力制衡策略的集中展现。 钱大钧、宣铁吾、俞济时三位老侍卫长全盘负责保卫工作，完全绕开军统系统，这无疑是对戴笠及其势力的公开敲打。 戴笠对此深感惊恐与不安，他清楚意识到，老蒋对自己的信任已然出现裂痕。 面对老蒋的制衡举措，戴笠迅速采取应对措施挽回局面，他一方面更加频繁地向示忠，另一方面主动收缩部分势力，以减轻老蒋的疑虑。 戴笠给自己留的最大的后路，就是辞去军统代局长职务，在“海军司令部”组建后，担任总司令。 1946年 3月17日，戴笠乘坐的专机在南京附近岱山坠毁。这场意外死亡为复杂的蒋戴关系画上仓促句号，也彻底改变了军统的命运轨迹。 关于戴笠死因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恶劣天气导致的意外事故；有人猜测是老蒋策划的谋杀，担心其势力尾大不掉。但并无确凿证据表明与老蒋有关，意外事故的可能性更为可信。 戴笠死后，蒋介石立即推动军统的彻底改组。6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郑介民出任局长，毛人凤担任副局长。至此，军统局成为历史。 从后来老蒋改组军事机构，撤销军委会，以陈诚出任“参谋总长”来看，戴笠若不死，对他的安排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参谋本部”成为军事中枢，“海军司令部”是其下设机构，并且司令由陈诚兼任。 以陈诚和戴笠势同水火的关系，戴笠若不死，别说“海军总司令”，副司令也轮不上他。 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的突然死去，让老蒋大大松了一口气，后面的不少事情，都好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