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给毛主席守灵了。 杜聿明：给毛主席守灵了。 叶剑英：给毛主席守灵了。 三人是不同时期的人，杜聿明也曾是不同阵营的人。但是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杜聿明也愿意送毛主席最后一程，可见毛主席已经彻底征服了杜聿明的内心。 毛主席去世那天，北京下了点小雨。守灵大厅里光线昏暗，香烟袅袅，纸灰无声地落在地上。很多人来送他，有熟人，也有曾经的对手。 人群里，有个轮廓瘦了、头发全白的人低着头站着——那是杜聿明。 他站得挺直，鞠了个躬。没人提醒他该怎么做，也没人阻拦。 要知道，三十年前，在徐州附近的平原上，他还指挥着国民党第二兵团对着解放军放炮。 那会儿他是副总司令，穿着军大衣、挺着肚子，在指挥车里摆弄地图，想着怎么从东边切出去。 可等不到援军，粮草又断，部队像一锅乱粥。他看着部下眼神慌了，心也凉了半截。 再后来，背后传来一声枪响，传令兵喊：“他们包过来了！” 杜聿明那时没哭，倒是笑了一下，撇嘴说：“唉，这仗是打不下去了。” 再往前推十几年，他还风光着。 黄埔一期出身，蒋介石身边的红人，抗日时拼命也卖命。 昆仑关一战，他亲自上前线，打得日军头皮发麻。身上挨了弹片也没吭声。有人说他是“硬骨头”，也有人说他是“鹰犬”，他不太在意，反正军人嘛，只管听命令。 他最怕的，不是打仗，是改造。 被俘之后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以为这辈子完了。 可刚进去没几天，就有人给他送来了药，他胃不好，抽烟抽太多，肚子疼得弯不下腰。 每天早上护士来给他煎药，苦得发黑，他看着那碗药，拿起筷子却不动。护士笑着说：“您不吃，我们可得照规矩写报告了。” 他低头喝了口，皱着脸骂娘，但还是喝了。 那年，他五十多岁，白发开始冒出来，晚上失眠，梦里老是看见战场，有尸体，有水牛，有手榴弹炸开的声音。他曾经看不起那些穿布鞋的“土匪”，结果现在要听他们讲课，学什么“群众路线”“阶级立场”。 他一开始不服气，觉得这是软刀子。 后来渐渐不说话了，只听。有人说他变老实了，有人说他想通了。 其实不是，是累了，没力气挣了。 1959年，国家宣布特赦。那天，他站在管理所大门口，风吹得他直打哆嗦。 门外有辆老式吉普车停着，有人喊他上车，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灰扑扑的，他在里面住了整整十年。 什么都变了。 他没回老家，进了政协。别人开会时都在提建议、鼓掌，他坐在角落里写字，拿毛笔，写得不快。 人问他写什么，他摇摇头，说写写记忆。 宋希濂也一样。黄埔一期的老同学，当年在长沙读书时还是新民学会的小青年，写文章批孔，喊口号。他比杜聿明更讲究些，衣服总是熨得笔直，头发梳得溜光。 也是抗日老将，在武汉会战里守过阵地，后来打到云南，被解放军围了，也投降了。 两人一个关北京，一个押东北，后来又一块被特赦，又一块进政协。 见面的时候，抽烟不说话。 杜聿明喜欢点中南海，宋希濂抽中华。两人隔着烟雾聊黄埔聊老蒋，也聊毛主席。说来说去都绕不过那个名字，绕不过那几场仗。 1973年春天，他们去了一趟韶山。 那趟路安排得有点突然，说是文史委员组织参观，有点“联络感情”的意思，其实没人逼他们去，他们也没推。 说到底，他们是想去的。 车停在毛主席故居前的时候，他们都下意识整了整衣领，像是要见老朋友，又像是要进课堂。 纪念馆工作人员挺客气的，说：“两位是老前辈，请随意参观。”他们点头，不多话。 走进屋子，是毛主席小时候住的地方，土砖墙，青瓦顶，一张木床，一把旧椅子，墙上还有毛笔写的家训。 宋希濂走得慢，一会看看锅台，一会摸摸窗棂。 最难的，是走到解放战争图片展那一段。墙上挂着战役图，辽沈、淮海、平津，红线一笔笔划得像刀口。杜聿明站住了，手插在背后，看着一张张照片不说话。 宋希濂原本站在门口，后来也走进来了，两人就那么站着，看了一小时。 工作人员有点着急，说：“要不往前看？还有别的展厅。” 杜聿明摇了摇头，说：“等一下。”他盯着一张照片，那是渡江战役的航拍图。 江上密密麻麻的小船，像蚂蚁一样铺开。 宋希濂盯着的是另一张，徐蚌会战里，民工推独轮车送粮食的画面。 没人知道他们那一小时脑子里过的是什么，也许是地图，也许是电报，也许是某个夜里部队彻夜行军，也许是某个团没能突围出来。 谁知道呢，几十年了，谁还说得清。 等他们出来，天有点暗了。 两人脸上没什么表情，脚步很轻。 走到大厅出口处，杜聿明突然说了句：“毛主席是战神。”宋希濂没接话，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又补了一句：“记下吧，写在册子里。” 工作人员愣了下，忙问：“这句话要记入留言簿吗？” 杜聿明说：“嗯，给后人看。” 没签名，也没留职务头衔，只有这短短一句话。 几十年过去了。杜聿明死在北京，宋希濂客死纽约。 他们没有再穿军装，也没有回黄埔。那些年少的骄傲，老年的悔恨，埋在各自的日记和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