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有人提出建议保留汪东兴的职位，但是陈云却认为，如果他要是继续担任，就算是我们同意了，那全国人民也不会同意的。 1979年初的中国，正处在决定往后道路的关键口子上。 那会儿，国家刚开完十一届三中全会没多久，大家的心思都转到了搞经济、过日子这事上，跟以前真有点不一样了。 就在这个当口，中南海里头，领导们正为一个人的位置该不该留着犯琢磨，这人就是汪东兴。 汪东兴可不是一般人物。他在毛主席身边鞍前马后三十多年，是毛主席最信任的警卫负责人，贴身护卫安全，那份忠心没得说。 1976年毛主席走后，情况凶险得很，是汪东兴手里握着关键力量，帮着华国锋、叶剑英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四人帮”那帮人，稳住了局面。 就冲这份大功劳，1977年开十一届一中全会，他顺顺当当地被选上了党中央副主席，进了最高领导圈子，位置显赫得很。 可老话讲，此一时彼一时。 眼瞅着国家要改弦更张搞改革开放了，汪东兴脑子里转的弯，好像有点跟不上趟了。 他认死理儿，坚持“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个想法，跟当时全国上下热热闹闹讨论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全拧着来。 不光这个，很多在以前运动中受冤枉的老同志、老干部，眼巴巴等着平反，汪东兴在这事上态度也挺犹豫，总觉得步子不能迈太大，怕影响毛主席的形象。 他这态度，让不少等着洗清冤屈的人心里凉半截，也跟当时要打破思想枷锁、轻装上阵搞建设的大气候格格不入。 到了1979年2月，在中央一次讨论人事安排的会议上，有同志觉得汪东兴是老革命，功劳大，留下来对稳定有好处，提议保留他的职务。这个提议一出来，会场气氛就有点沉。 这时候，陈云，这位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站起来说话了。 陈云这人做事讲究实际，他说话不绕弯子，直接点明：汪东兴同志过去有功，这点谁也不能抹杀，可现在时代变了，国家最要紧的是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是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搞建设。 汪东兴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那一套上，跟现在的新要求对不上卯。 要是还让他待在这么重要的领导位置上，陈云很直接地说，“就算我们这些人同意了，恐怕全党同志不会答应，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 陈云这话，像块石头砸进水里，动静不小。 他提了几个实在的问题：当时全国等着平反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涉及的人有好几百万，老百姓盼星星盼月亮等着结果呢。 汪东兴在平反这事上过于谨慎的态度，已经成了加快解决这些问题的“绊脚石”。 再者，国家穷得叮当响，外汇少得可怜，连进口粮食救急的钱都紧巴巴，城市里没工作的年轻人一大把。 这种火烧眉毛的时候，领导岗位上最需要的，是懂怎么抓生产、搞活经济、能跟外面打交道的人才，汪东兴一辈子干的是保卫工作，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这套，确实是门外汉。 陈云这一番话，句句点在要害上，说得在理，让原本想留汪东兴的人也没话说了。 汪东兴自己呢，心里其实也跟明镜似的。 他感觉得到风向变了，自己那套想法和做法，在新时期确实有点使不上劲。 他是个明白人，知道硬顶着不放，对谁都没好处。就像船旧了，该换新帆了。 他没闹情绪，也没想着去争去抢，而是选择了顾全大局。 到了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大大方方地主动提出来，辞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些重要职务。这个举动，在当时让不少人对他刮目相看。 能在这个位置上主动退下来，不恋栈，不折腾，需要不小的胸襟。 打那以后，汪东兴就彻底离开了中南海的权力中心，搬到了北京西单那边一个普通的四合院住着。他的晚年过得非常平静，像退潮的海水一样。 他不再掺和政事，每天就是看看报纸、练练身体，晚上七点雷打不动守着看新闻联播。 客厅墙上，一直挂着毛主席当年送给他的字。 每年到了毛主席的生日和忌日，他都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献上一束花，静静地站一会儿。 这份心意，几十年都没变过。有人觉得他思想跟不上，但没人怀疑过他对毛主席的那份赤诚。 后来有外国出版社捧着大把钞票想请他写回忆录，讲讲过去那些事，他摇摇头就拒绝了。 他说，写了，“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就没脸再见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这话听着朴实，分量却很重。 时间一晃到了2015年8月21日，汪东兴在北京走完了他整整一百年的人生路。 他的葬礼办得简单朴素，就像他晚年为人一样低调。 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和一些老同志、老部下来送了他最后一程。 汪东兴离开权力核心后，中国这艘大船在改革开放的航道上越开越快。 信息来源：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陈云、李先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相关报道) 网易历史频道 (“1979年中央高层大调整,陈云:汪东兴当领导,全党同志不会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