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我父亲是侵华日军，我从不吃中国菜，因为我不配，我也不生小孩，因为我的身上流着恶魔的血液。这样的血脉，必须要在我这一代终结。   深夜的佛坛前，老人在烛光下诵经，声音低沉而绵长。那不是一场普通的晨课，而是一种赎罪的仪式，为那些死在异国土地上的人，不论是敌是友。   这个老人名叫村上千秋，曾是侵华日军的一员。站在门外的，是他的儿子，村上春树。   多年以后，村上春树在一次访谈中坦言：“我父亲是侵华日军，我从不吃中国菜，因为我不配。   我也不生小孩，因为我的身上流着恶魔的血液，这样的血脉，必须要在我这一代终结。”   这段发言在中日两国引发了巨大震动，也让世人重新审视这位日本文坛巨匠背后的沉重历史。   村上春树，一位以魔幻现实主义和孤独精神世界著称的作家，作品风靡全球。   但在文字之外，他始终背负着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阴影。这份阴影，来自他的父亲，村上千秋。   1938年，年仅20岁的村上千秋三次应征入伍，最终成为日军第16师团的运输兵，随部队转战中国。战争的残酷，不止留在历史书里，也深深刻进了这个家庭的血脉。   村上春树在小学时，曾亲耳听到父亲描述一段战场经历。那是一个沉重的午后，父亲突然讲起部队中一次处决战俘的场景。   日本士兵们用军刀将一名中国俘虏斩首，而那名士兵“毫无恐惧”。父亲说这话时，眼中并无轻蔑，反而充满敬意。   可这段话，却成了村上春树童年永远的创伤。他甚至说：“这段记忆，像烙铁一样，深深地印在我心中。”   从那一刻起，他对父亲的身份，对自己所继承的血液，产生了无法言说的疏离与排斥。这种情绪，并没有随着时间淡化，反而逐步演变成一种决定性的选择。   他与父亲的关系逐渐破裂，二人曾有长达二十多年的沉默，几乎断绝往来。   直到2008年，父亲弥留之际，村上春树才前往医院，与其完成一次“类似和解”的告别。   可这并非终点。在父亲去世后，村上春树开始了一场长达五年的调查。他试图厘清父亲是否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他翻阅征兵记录、走访老兵、查阅战史，甚至不惜亲自前往部队旧址。   直到确认父亲是在1938年8月入伍，与大屠杀时间错开，他才如释重负地说：“我终于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但这份解脱，并未让他放弃反思。相反，他将这种反思内化为自己生活的每一部分。他与妻子不育，不是生理原因，而是主动选择。   他拒绝让这一段历史的重量延续到下一代。他说：“我不想把这些东西传下去。”不仅如此，他还拒绝食用中国菜。哪怕出访中国，也自带罐头，仅此为食。   他解释道：“我不配。”这不是文化偏见，而是一种极端的个人赎罪方式。他不想以一个“战犯之子”的身份，享用来自被侵犯国家的任何一口食物。   这种对历史的沉重回应，也体现在他的文学中。2017年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中，他罕见地提到了南京大屠杀。   文中写道：“日军因为没有管理俘虏的余裕，所以把投降的士兵和市民大部分杀害了。”并发出质问：“40万人与10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实际上，早在1990年代的《奇鸟行状录》中，他便通过角色之口，讲述了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把几十人扔下井，再投下手榴弹，只为图省事。   而在更早的《寻羊冒险记》中，他批评日本“在与亚洲民族的交流中什么也没学到”，这句话看似冷峻，实则是深刻的自省。   村上春树并未止步于文学。他在公共场合多次表达对战争的谴责。2015年，他在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明确表示：“道歉并不是可耻的事。   日本侵略他国是事实，我们应不断道歉，直到对方说‘够了’为止。”这番话，在日本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右翼势力甚至公开批评他“为诺贝尔奖讨好中国”。   但他不为所动。面对争议，他始终坚持：“历史不能选择，不能删改，不能只记得自己想记得的那一部分。”   他的态度，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共鸣。许多中国读者称他为“日本的良心”。不仅因他敢言，更因他敢于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绑在一起，承担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历史从来不只是国家的事，也是家庭的事。村上春树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历史的裂痕，不会因沉默而愈合，只有面对，才有可能修补。   这段家族的历史，成了他写作的底色，也成了他人生的负重。他明知自己并非那段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却从未试图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相反，他选择背负。他说：“一滴雨水也有历史，也有继承那段历史的责任。”   这句话，是村上春树全部行为的注解。他不吃中国菜，不生育后代，不因为自己有罪，而是因为他不愿意让历史的痛苦，在自己身上被轻易遗忘。    信息来源: 《怒的村上春树：获悉父亲曾为侵华日军 他和妻子商定不生子嗣》——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