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性的纸币制度的早产、贵金属流通的不发达，是中国古代货币制度演化，区别于古近代
信用性的纸币制度的早产、贵金属流通的不发达，是中国古代货币制度演化，区别于古近代西方的两个重要特征，这两个特征实际都是基于中国古代货币制度而形成的，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自秦统一至明中期，中国实际形成的是以铜本位为中心的半信用半商品财政货币制度，货币本质上是金属价值与政府信用的合体，以不严格的铸值性、通货量的软约束、政府垄断铸币权为制度要素。而当经济环境动摇了制度要素引发制度危机时，政府必须调整货币内在的商品性和信用性的关系，以图稳固货币制度进而巩固财政。两宋时期纸币制度的形成本质上就是商品性和信用性关系调整的产物。但是其后政府信用性的膨胀和商品性、信用性关系的失衡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古代币制最终还是向贵金属流通归复。西方的货币制度演化，基本是遵循了由低货币本位到高货币本位的演化，高本位货币，一方面可以容纳更大价值的商品交换。另一方面本位越高其“绝对稀缺性”就越强，通货量和币值越稳定。纯信用货币即纯纸币制度，是在高本位的最高阶段，以信用经济高度发达为基础而诞生的。中国的货币本位演化却并未遵循这个货币本位演化的规律，而是出现了曲折乃至于逆转。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在东周时期开始大范围的铜币流通的同时，金银也大举进入了市场交换，江淮地区的楚国货币体系，就是典型的黄金流通，其黄金已经有了铸币化的趋势。但是随着秦统一全国币制，黄金名义上是“上币”，却很少进入流通，后代黄金主要被用于官府和贵族的财富窖藏，明显的淡出了流通环节。自秦以后，中国进入了稳定的贱金属（铜）本位的商品货币制度时代，尽管唐代、两宋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高峰，白银在中国货币流通中也确实出现了地位的上升。但特别的是，中国在银本位尚未确立的情况下，直接在铜本位基础上建立了纸币制度，而且在纸币诞生后约200年后，中国就建立了全国性的不兑现的纯纸币制度。相比较西方，中国等于是从低于银本位的本位制度下，直接越过了金银本位，而过渡到了国家信用的纸币阶段。一些经济史著作，习惯将这个现象和西方的纸币演化进行简单的比较，以此作为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和信用经济繁荣的标志。但是本文则从较长的历史空间，对秦统一以后中国货币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制度性分析，从货币的商品性和信用性的矛盾入手，试图揭示中国货币演化的内在逻辑。半信用半商品财政货币制度：中国古代币制的定位排斥贵金属流通，信用性的纸币制度的早产，这是封建中央集权时代中国货币制度的两个特征。我国学者常常以此作为中国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比西方繁荣的证据，但是如果依据劳动价值论的货币理论，来审视中国的贱金属（铜）本位，和其之上的纸币制度的起源。就会发现中国经济的历史并不如我们以往所估计，解释这个问题只有从贱金属本位货币的性质来入手分析。贵金属本位下，货币依据其价值进行交换，出现铸币以前，金属价值与其重量严格成正比关系，即“称量货币”，当国家在金属上打上保证其成色和重量的符号时，才可以成为“铸币”。在贵金属流通的时期，往往铸币权力并不一定垄断，在近代西方的金币本位制时期，铸币权是经政府特许可以下放的，因为贵金属的“绝对稀缺性”，并不会扰乱货币流通，重要的是货币的足值。但是中国的贱金属货币本位制则不同，首先是铜并不存在金银的“绝对稀缺性”，货币规模不是“硬约束”而是“软约束”，可以随铸币者意愿而有一定幅度的调节。再有就是“货币足值”的概念在贱金属本位下显得尤其模糊，单位币值对应的铜的重量上下变化的幅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尤其大。最后，也是中国自建立贱金属本位制度之后基本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政府垄断铸币权。通货量软约束、不严格的足值性、官有铸币权，构成了中国特色的贱金属本位制，亦为“半信用半商品的财政货币制度”。之所以如此称呼中国古典货币制度，主要是基于铜币的上述特点：足值性的这个“不严格”指的是贱金属（铜）币制，既不能完全如贵金属块流通那样的依重量定价值、进行交换。也不像铸币一样具备高度的等重等值性，而可以论币面价值（“圆”、“镑”等等）交换，也不如不兑现纸币那样，完全依托政府信用而无所谓实际价值，而一律依从币面价值。贱金属本位币是和贵金属块流通制、贵金属铸币制、不兑现纸币制“三不像”的一种币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