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许广平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临终之际，许广平拉着儿子周海婴的手，流着泪交代自己的遗言：不要将我与先生合葬。

她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医生们在走廊上来回走动的脚步声让她意识到时间不多了，儿子周海婴跪在床前，看着母亲苍白的脸色，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

她用尽最后力气交代的遗愿让儿子既困惑又心疼——她反复叮嘱不要把自己和鲁迅先生合葬。

这段跨越时空的缘分要追溯到四十五年前的北京城，那年的秋天，这所位于北京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老师。

穿着灰布长衫的鲁迅夹着讲义走进教室时，坐在第一排的许广平忍不住睁大了眼睛，这位新来的国文老师头发硬得像钢针，绍兴口音浓重得能拧出黄酒味，可当他开始讲解《中国小说史略》时，整个教室都安静得能听见绣花针落地的声音。

当时二十五岁的许广平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每次上课都抢着坐第一排，她发现这位看似严肃的先生其实特别爱讲笑话，讲到《儒林外史》里的严监生临死还惦记两根灯芯时，自己先笑得呛了粉笔灰。

渐渐地，这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广东姑娘成了办公室的常客，不是请教问题就是借书看，鲁迅书架上那些贴着外文标签的硬壳书，在她眼里比百货公司的绸缎还吸引人。

在1925年3月，这个天真的女孩终于鼓起勇气写了封长信，字迹工工整整地铺满十页信纸，信里不光讨论时局和文学，还悄悄藏了少女心事。

没想到三天后就收到了回信，牛皮纸信封上"许广平君亲启"几个毛笔字写得格外认真，从此邮差成了女师大传达室最忙碌的人，两个相差十七岁的师生借着书信谈天说地，鲁迅在信里叫她"小刺猬"，她回信时画上个翘鼻子的象宝宝。

这种隐秘的甜蜜在当年秋天被打破了，许广平在《语丝》杂志发表的文章《同行者》像颗炸弹震动了文坛，字里行间都是藏不住的爱慕。

鲁迅看着报纸苦笑，他家里还有个母亲硬塞过来的原配朱安，虽然多年分居但名义上还是夫妻，就在朋友们都等着看热闹时，这位以笔为枪的斗士做出了惊人决定——带着许广平南下广州，开始新生活。

1927年，上海景云里的小楼成了他们的新家，许广平把留了多年的短发烫成时髦的波浪卷，系着围裙在厨房研究绍兴菜的做法，每天过着幸福开心的日子。

鲁迅写作时她就安静地坐在旁边抄稿子，有时候红墨水用完了，顺手就蘸着先生茶杯里的茶水继续写。

邻居们常见这对夫妻晚饭后在弄堂散步，先生拄着拐杖慢慢走，太太手里总捧着新买的枇杷或杨梅。

随着周海婴的出生，这个家更热闹了，尤其对于鲁迅来说，他四十多岁才当上父亲，心里面开心极了，抱着襁褓里的儿子紧张得像捧个瓷娃娃。

许广平坐月子时，他天天跑菜市场买活鲫鱼熬汤，有次拎着鱼进门滑了一跤，爬起来先检查鱼还活不活。

小家伙半夜哭闹，大作家披着衣服在屋里转圈哄睡，第二天顶着黑眼圈照样写《且介亭杂文》。

1936年秋天，鲁迅的病来得又急又凶，许广平守在病床前三个月，眼看着丈夫从能说笑到说不出话。

最后那个飘着细雨的清晨，鲁迅在她手心慢慢写下"忘记我"三个字，手指的温度随着晨光一起消散了。

办完丧事，许广平把海婴交给亲戚照顾，自己开始整理丈夫留下的文稿，八大箱手稿堆在客厅里，她白天校对着《鲁迅全集》的样稿，晚上就睡在盖着先生大衣的沙发上。

战火蔓延到上海时，日本人到处搜查进步文人的资料，她把最重要的手稿分装在十几个饼干盒里，东家藏几个西家埋几个。

有次日本兵来搜查，她急中生智把《故事新编》的原稿垫在饭桌腿下面，等敌人走后才发现稿纸被压出了永久折痕。

1941年冬天，她在租界被捕，七十六天的牢狱生活让这个刚强的女人落下病根，但出狱时怀里还死死护着《阿Q正传》的初稿。

后来新中国成立后，她当上了政务院副秘书长，她穿着列宁装四处奔波，给工人夜校讲鲁迅精神，帮出版社修订丈夫的著作。

每个月领了工资，先往北京西三条胡同寄生活费——那里住着鲁迅的老母亲和原配朱安，有人劝她别管这些旧事，她只是笑笑说："老太太爱吃绍兴香糕，托人捎去总要新鲜的才好。"

1968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抄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存放在某机关的鲁迅手稿不翼而飞，七十岁的许广平冒雨跑了三个部门讨说法，回家就发起了高烧。

住院期间，她总梦见年轻时的鲁迅在百草园捉蟋蟀，醒来摸着无名指上戴了四十年的顶针戒指出神，临终前最放不下的还是身后事，她拉着儿子的手反复念叨："别让我扰了先生清净。"

周海婴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母亲这辈子最在意的从来不是名分，她书房墙上挂着鲁迅手书的《芥子园画谱》，书柜最上层摆着当年往来的四百多封信。

每年清明去万国公墓扫墓，她总带着新出版的鲁迅著作，轻轻拂去墓碑上的灰尘说："先生你看，又再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