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袁世凯的两个儿子，袁克恒和袁克坚，被拍下了一张照片。当时他们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两兄弟穿着时尚，手持香烟，轻松自在地享受着时光。

那时候袁世凯已经去世十年，但袁家人依然顶着这个显赫又敏感的姓氏，兄弟俩漂洋过海来美国读书，既是为了远离国内复杂的政治环境，也是想学点真本事。

二十年代的哈佛校园里中国学生不多见，这哥俩平时不显山露水，直到有同学偶然听说他们的家世，消息才慢慢传开。

当哥哥的袁克恒当时二十五岁，主攻政治经济学，这位袁大公子平常总皱着眉头，走路步子迈得又大又急，活像裤腿里灌着风。

他上课特别爱举手提问，有回在课堂上跟教授争辩中国工业化的路径，急得连领带都扯歪了，弟弟袁克坚才十九岁，学的是医学专业，性格比他哥松快得多，经常能在图书馆瞅见他抱着本解剖图谱，边看边往嘴里塞三明治。

要说这兄弟俩最大的共同爱好，除了读书就是抽烟，当年哈佛校园里抽烟的学生不少，但像他们这样随身带着雕花银烟盒的实在少见。

有中国留学生后来回忆，有次看见袁克坚蹲在查尔斯河边，从烟盒里摸出根香烟，用纯银打火机点着后猛嘬一口，那架势活脱脱是个老烟枪。

五年后兄弟俩学成回国，走的路子完全岔开了，袁克恒一头扎进教育圈，在天津、上海几个大城市办起了新式学堂。

这些学校不教四书五经，专门开数理化这些实用课程，还请了不少留过洋的老师，当时报纸上登过照片，袁克恒穿着长衫站在新校舍门口，背后挂着"科学救国"四个大字匾额。

办教育没几年，袁克恒又折腾起实业，他在青岛开了家机械厂，专门生产纺织机零件，那时候中国工厂用的机器全靠进口，他这厂子虽然规模不大，倒是真造出几样能用的货。

1937年日本鬼子打过来，南京城沦陷的消息传到天津，袁克恒连夜把工厂库存的钢材全捐了，转过天就带着二十几个工人，背着医药箱往南边赶。

路上碰见逃难的老乡，他把自己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给人裹孩子，等到了南京城外，他们这支临时救援队帮着抬伤员、发粮食，在战火里忙活了半个多月。

要说袁克恒这辈子干的事，桩桩件件都跟"救国"俩字沾边，他办的学校后来出了不少工程师，那个机械厂虽然没撑到抗战胜利，但带出来的徒弟后来都在各地工厂当上技术骨干。

天津老辈人记得清楚，袁大公子五十来岁的时候还骑着自行车满城转悠，看见哪家孩子蹲在街边闲逛，非得停下车来劝人家去念书。

弟弟袁克坚走的是另一条路，回国后在北平协和医院当大夫，专治肺病，那时候中国肺痨病人多，他自掏腰包弄了套德国造的X光机，成了北平城里的新鲜物件。

有穷人家来看病，他经常悄悄把药费记自己账上，日本占领北平后，医院里来了日本顾问，他二话不说递了辞呈，躲到西山脚下去开草药铺子。

这哥俩虽然走的路不同，倒是一直互相帮衬，袁克恒办学校缺钱，袁克坚把祖上分的老宅子卖了支援。

后来袁克坚的草药铺被汉奸盯上，还是他哥托关系找人摆平的，1948年天津城乱的时候，有人看见六十岁的袁克恒拄着拐杖，挨个教室检查门窗有没有关严实。

要说袁家人身上背着袁世凯的历史包袱，这兄弟俩倒是真没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袁克恒去世时，灵堂里挂的不是"袁氏后人"的匾额，而是他教过的学生送的"育人救国"四个大字。

他留下的那些学校，解放后都归了公立，有的到现在还在办学，当年机械厂的老工人回忆，袁老板临终前还惦记着厂里那台老车床，说要是能留着给新社会用就好了。

袁克坚活到七十年代，期间被下放到农村改造，村里人起初听说他是袁世凯的儿子都躲着走，后来见他天天背着药箱给老乡看病，慢慢就混熟了。

有次给生产队长的老娘治好了咳嗽，人家偷偷塞给他两个鸡蛋，他转手就给了隔壁发烧的小孩，改革开放后政府要给他平反，老头摆摆手说用不着，继续在县医院坐诊到八十岁。

如今在哈佛大学的档案馆里，还能翻到1926年的学生花名册，袁家兄弟的名字工工整整写在泛黄的纸页上。